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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这是在1847年出版的书籍,当时的物理学家已探究出物质本身的基础,尤其爱丁顿(Eddington)还简述了一世纪来的研究报告说:“我曾四处探索固体物质,从液体到原子,再从原子到电子,结果在电子里失去了它的踪影。” (7 )

电子在原子里究竟做些什么呢?他说:“一种不知名的东西正在进行我们不知道的事。”

因为某处的光,电子和非电子相遇而混合,竟引起了人类追求真理的欲望。

自爱默生后,求真的研究已过了一世纪,业已完成了一个周期,而爱丁顿又紧跟着写道:

“从近代科学争论可导致出一个结论:1927年左右,重理性的科学家将会接受宗教。不仅如此,到那个时候,这些专讲乏味理论的科学家们,甚至对最普通的事物,也会极感兴趣,说不定还会失去他一向强调的理性而坠入爱河。假如在1927年,我们能看到海森堡(Heisenberg)、鲍尔(Bohr)、波恩(Born),及其他学者将因果关系推翻,那年势必会被命为哲学发展中最伟大的一年。”

神秘(自然)主义常使得有理性的人害怕,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某些皈依者的放肆言行所致。但老子、惠特曼、爱丁顿的神秘(自然)主义却非如此。

以方程式操作的科学工具——数学,除了给我们方程式及物质空虚论的新知外,别无它用。老庄虽谈道之“捉摸不到”,却并非意味着他们就是神秘主义者,我们只能说他们是观察生命入微的人。

这两者关系,就好像一位在实验室里思考的科学家,突然碰到生命“捉摸不定”的本质正在进行,科学家拼命敲门,没有得到回音,这时正是他急欲发现生命秘密的时刻,而生命之门却关闭了。他搜索物质,竟在电子中失去了它;他探索生命,又在原形质中失去它;他追寻意识,却又在脑波中失去它。然而,当他面对数学方程式时,一切又都显得那么清楚明白。

忍耐、坚毅、意义、爱、美和意识,均无法以科学的方法去探讨;直觉和数学的观念永不相遇,因为它们所依恃的是不同的平面。数学是人类心灵的工具,透过心灵察觉物质现象的一种表达法,此外毫无他途可循;直觉却不同于此,它不是数学或者其他象征知识的附属品,无法以方程式表达出来。

耶鲁大学的教授拿托普()了解认知直觉知识——美学——的重要,这类知识比区别理性心灵的知识还要来得现实。老子常警告人们抵御“分”所带来的危险,或许是这个缘故吧!庄子尤其声言:“所恶乎分者,其分也以备;所以恶乎备者,其有以备。故出而不反,见其鬼,出而得,是谓得死。灭而有实,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由于需要,物理学家必须谨慎地控制自己去观察形态、物质和活动等现象,他服从数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还是得留给非科学家去处理。因此,对我们来说,能够远离科学的大门,确是非常幸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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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8)

爱丁顿以严密的“不法之地”,即意义和价值的范围为例,描绘出科学性的“象征性知识”,以及由生活体验得来的“精湛知识”之间的不同。

他机智地反驳那些称其神秘地观点为“胡说”或“该死”的批评家,他问道:“物理的基础能胡说些什么?”某些评论家有权批评他“胡说”,而平实主义者却无权如此,胡说和该死都属于价值观的领域,站在平实的立场,那确实是不合逻辑的。

“在醚或电子的世界中,我们或可邂逅胡说,但绝非该死。”所以,我们虽离开了科学的大门,却拥有了意义和价值的世界。

“身为科学家,我们了解颇色只是波长的颤动,但它并没有因反射在波长五三○○的色彩特别微弱,就驱散了反射在波长四八○○的强烈视感。”美国科学界领袖米里坎(Robert A。 Millikan)阅读了1947年4月29日美国物理协会出版的刊物后,就宗教方面发表了极为重要的声明:

“我以为,纯粹的物质哲学是极为无知的,因为每个时代的智者,都有使自己的心对任何事均充满虔诚和敬意。借用爱因斯坦的名言:‘沉思不朽的生命之秘密,熟虑微觉的宇宙之构造,谦卑地接受出现在自然界的极为微小的启示等,对我而言,这些就足够了。’那就是我最需要的‘上帝’之定义。

“我很少将自己的‘明断’认为是我个人的荣誉,为什么呢?当上帝把早期的进化的过程展现在我们眼前时,他所创造的万物便开始以惊人的步伐迈入进化的过程,所以,我们的责任只是尽可能地扮演好我们的角色。”

不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智者,似乎都已看到宇宙伟大的真理。虽然米里坎、爱因斯坦、爱丁顿、爱默生、老子和庄子等人的背景和知识不大相同,但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几乎都回归到同样的一桩事——自然——上。

相信前面有关信仰的陈述,近代有思想的人必然都能接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我思足矣”、“自然表达的智慧”、“我们能微微地察觉”、“他的一部分变成了我们”,以及爱默生所说,他是“自然神”的一部分。

爱默生百年前所写的东西至今仍是真理:“我们每人都需具备左右世界宗教的正确观念,刻意在牧场、池中的船、林中鸟儿的对答声中寻找寄托,那是绝对看不到基督教的。”换句话说,现在我们站着的地方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所在。

老子也说:“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 (8 )

(四)

1942年,我翻译了《道德经》和《庄子》三十三篇中的十一篇,刊载在《中印思潮》这本书内。后来我修改过一部分,并将庄子的余篇翻译了出来,本书选自庄子的精选,堪称是庄子作品及思想的代表。

《道德经》修改得并不多,主要是将“爱”、“德”易以“仁”、“性”。要此,我把《道德经》重新分成七篇,相信必可帮助读者把握住每一章的主要思想。

简言之,本书前半部的四十章为哲学原理,余则为功用论——可直接运用人类的各种问题。在说明庄子的精选时,我曾竭力为他们澄清彼此的关系,并指出其间的重点,避免加入我个人的意见。

由庄子来介绍老庄时代的思想背景和特性,实是再恰当不过。

一九四八年八月

注释

(1)请参阅《中印思潮》577页《道德经》的介绍。

(2)《杨雄、韩肃之生活》。

(3)有某些例外。从历史上来看,道家文体在公元3、4世纪时,曾经风行一时,至唐朝(公元8…10世纪),连皇帝也正式鼓励人们研究老、庄之学。

我开始接触道家的思想,是由于看了王先谦的著作。他花了半生时间为《庄子》注解,却在1908年,故意在序文中反对庄子,借以贬低自己的作品。魏源对老子的注释也是如此。舆论本就认为儒家的学说是最好的,而对庄子的评价一向不高。

绪论(9)

(4)请参看杨树达的《老子》一书,1992年出版,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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