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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存日记中的爱国者（第1页）

河北有永定河，永定河上有卢沟桥，卢沟桥长六百米，两边石栏上，刻了几百个小狮子，每只都不一样。唯一一样的是：每只小狮子都七百五十岁，每只都看了七百五十年代人世兴亡。

卢沟桥完成后七百五十年7月7号的深夜，日本侵略者打上了桥头，中国忍耐久了、忍耐够了，非得大干一场了。

蒋委员长在卢沟桥事变后第九天，举行了“庐山谈话会”，召集各界名流，共商国是。他在谈话会一开始就表示：

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北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不可以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来求得卢事的解决。

这篇谈话过后第三天［二十六年（1937）7月19日］，全文正式公布。同一天，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到日本，在神户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坚持“不扩大”与“外交解决”两大方针，这表示了，“在和平根本绝望前一秒钟”，中国“还是希望和平的”。

所以，从严格的时间上算，7月7日，只是北方将士在卢沟桥抗日，是北方将士用流血造成事实上的一个明确起点。有人以为中国政府从这时候向日本宣战，是完全不了解内情的。中国政府向日本宣战，乃远在四年以后，时间是三十年（1941）12月9日，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中国打了四年仗，到这一天，才宣布：“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最后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

哪有先生不说话？

二十六年（1937）7月16日开始的庐山谈话会，以文化界人士“慷慨陈词”为主。七七事变第三天，北方文化界名流胡适到了南京，7月11日到了庐山。谈话会共有一百五十八人参加，第一期谈了四天半（7月16日到7月20日上午）。四天半中，胡适说了很多话。胡健中在场，送了他本家宗兄一首诗：

溽暑匡庐胜会开，

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堪道，

慷慨陈词又一回。

提倡白话文的胡适，感到这首来诗不够白话，乃用纯白话回答如下：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虾蟆不夜鸣？

哪有先生不说话？

胡适是以说话为职业的人，在谈话会以前，他与政府的关系，本就因为话说得太多，有过不愉快。这次国难当头，政府反倒请他来说，他自然也就“胡说”不已。

7月20日以后的局势，开始密锣紧鼓。21日，桂系人物联名拥护蒋委员长庐山谈话；22日，日本机械化部队秘密开进华北；23日，上海日侨回国，中共宣言支持蒋委员长庐山谈话；24日，上海日军借口有人失踪，布岗闸北；25日，蒋委员长接见美国大使，告诉他“东亚局势已入最后关头”；26日，北方将士佟麟阁等一千六百人战死。27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

精卫先生约第二期谈话会的一部分人聚餐，在聚餐之前有两点钟的谈话，我亦在被邀之列，今天谈的是对日外交问题。精卫宣读中央寄来的一个长文件，叙述二十四年（1935）5月至7月9日的几次军事谅解——即所谓“何梅协定”的历史。我极力劝他请中央发表此件。

华北消息大恶。

消息大恶的情形是：日本已经攻占了张家口，并且轰炸廊坊。天津日本领事向宋哲元将军致最后通牒，要求国军撤退。

28日，胡适日记续写：

早起下山。

在九江遇着陈布雷（上山）及张岳军、曾仲鸣、顾一樵（上山），谈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