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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社发展出了新事物 政治（第1页）

我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当真。我想，大概……是真的吧。社里有一种新的气氛，我不喜欢，当然，我年纪大了，不喜欢变化，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开始很宽容。屈尊俯就？可是我觉得他们才是屈尊俯就。革命不对我的胃口，但我生命中也不是没有过革命，而在我看来，我不值得像现在这样受到容忍。像以前那样受到容忍。因为我镇压过了。突然间，我出入办公室时，遇到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的人们，他们似乎立即沉默下来，好像他们刚才的交谈太深奥，这个局外人没法领会。可他们说的内容我们都听了上千次。到处都是陈腐的政治套话，我实在没法把它们当真。尤其没法让我严肃对待的，是那些年轻人，自己就属于中产阶级，却没完没了地议论中产阶级价值观，说它要被摧毁，被取而代之，它腐朽透顶，理应受到揭露。这里头的确有一个真正出身劳工阶级的年轻人，是一个摄影师，他的父亲是个印刷工人：对于这说法，我可以展开一大段分析，讨论一下在我们这块如此中产阶级的土地上到底什么是、什么不是劳工阶级。不过我不准备跟着这帮繁琐哲学家去纠缠这种细枝末节。他们身上唯一真实的，不是他们五花八门的宗教观点，或是教条，而是他们注入自己论点里的狂热。员工中间现在蔓延着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情绪，一种互相撕咬、彼此忌恨的卑鄙气氛，大家情不自禁地要批判、打压任何立场和自己不一模一样的人；同样地，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批判、谴责任何一个虽和自己处在同一阵营却暂时或总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叫我受不了的是，这种情况，我们从书里、电视里、广播里，通过很多很多渠道见识过，可这些小年轻们却弄得好像他们做的这些事前人从未做过，好像所有那些陈词滥调都是他们发明的一样。

这一切让我越来越不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薇拉和我说的一段话。

我和薇拉四处奔波时，很享受我们的午餐，烘豆子或者一块煎蛋卷，再来一杯咖啡。我们享受我们做的事，或者准确点说，我们享受自己能做，并且能做好的事。

“老天啊，”薇拉说着，一屁股坐下来，伸手去拿香烟，把一摞两英尺高的文件碰落在地上，“老天啊，简娜，我告诉你，要是当初我递申请的时候知道会这样就好了，不用，你坐着，我就是有气要发泄发泄，你肯定无法相信……”

“要不是我们杂志社也有这种事的话，”我说，“我的确不会相信。”

她口中我不会相信的事，是现在才周四，而这周已经开了七个她原该参加的会。

“这些会全是瞎折腾，瞎折腾，简娜。请相信我，不管他们要讨论的是什么，任何有脑子的人三言两语五分钟就能搞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会，是因为他们热爱开会，开会就是他们的社交生活，真的，简娜，这就是事实。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但是一旦明白了……他们到底什么毛病？一开始，我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自问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你知道的，新人都这样。他们会说，你不来开这个会那个会吗？我会去。你知道吗，他们当真会安排那种会议，会上他们搞角色扮演，绝了吧？他们说，现在你扮老太太，你扮她的丈夫。或者他们会讨论这个那个。你知道吗？有些兼职工，他们根本没有出过办公室门，从没真正接触过这些需要照顾的人。我的助手，所谓的助手，她就是一个兼职工，打周一早上起，她就不出办公室的门，一直在开会。我觉得她认为开会就是她的工作。然后下班后接着开，每天晚上都一样，每一个该死的晚上。之后他们一起去酒吧，完全相同的一批人。他们可舍不得分开。你要是觉得就这些了，那就大错特错啦，还有生日聚会，各种周年聚会。我告诉你，如果他们能买到一张现成的足够大的床，他们肯定会在上面一起赖上一辈子，开会。啊，我的确是开过几个会，尽了最大努力，然后我说，我不奉陪了。所以如今他们觉得我是个怪人。他们总是对我说，今天晚上要开这个会，你不来吗？好像我很另类似的，也许我的确是另类，不过我觉得不大可能。我说，明早告诉我说了些什么。你可以给我解释解释，是这样的，我很蠢，我好像搞不懂政治。”

我带着这番新见解回到社里。的确没错。他们天天召开集会，讨论各种事项，工作时间、午餐时间、工作量、经营管理、杂志政策、我、杂志的政治偏见、国家现状。很多这种会议占用了工作时间。我找来特德·威廉姆斯，他是工会代表，我对他说在我看来，他是这帮人里唯一一个没昏头的，从此以后，除了他召开的会议，其他的我统统禁止。他哈哈大笑。他觉得这帮中产阶级革命者们是个笑话。（但愿不是他们笑到最后。）

我召开了一个全体员工会议，来了近百号人。我说这是最后一个在工作时间召开的集会，从此以后除了工会代表召集的会议，严禁在工作时间集会。从今往后，想要搞社交，下了班再搞。震惊。恐慌。但是当然了，他们完全享受这次和敌人的对峙，敌人说白了就是我，就是反动势力。

我和薇拉一起吃午饭，她抱怨这周开的十个会，我对她说：“打住打住。你好像觉得这是你们社会福利工作者特有的毛病。不是的，举国上下都得了这个病。遍地都是，就像一场瘟疫。集会，议论，这是不做事的方法。这是他们的社会生活。他们是帮寂寞的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合适的社会群体听他们倾诉。因此，要集会。总之，《莉莉丝》那头我已经把它们给禁掉了。”

“不会吧！”

“我规定，一周开一次会。大家都得来。每个人发言不许超过一分钟，除非是紧急的事。当真迫在眉睫的事。于是他们去酒吧聚会议论我。”

“关键是，可怜的家伙们，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他们的社交生活，他们真的相信这是政治。”

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我这一年……我看着这个词，认真地。我不收回它！我看着，想到了乔伊丝那句懒洋洋、亲昵的：好简娜，老伙计。

啊，好吧。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这一年，我再次意识到我工作得多辛苦，多辛苦。我亲爱的外甥女吉尔打电话来说：“简姨，我希望你没有工作得太辛苦。”她的意思是，哦，千万不要拼命工作，不要变得乏味无趣，不要尽职尽责，不要做复杂困难的事，不然我梦想里光鲜、轻松、有趣的生活该怎么办？但是，就像我那时回答她的那样——“我这辈子都没有像你妈妈那样辛苦工作过，就算我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这句话也照样成立。”

“我能来过周末吗？”

“尽管来啊。你可以帮我个忙。”

她来了。这就是一个月前的事。

我叫她写一篇文章，谈谈两次大战对时尚的影响。我留心她的表情。智囊会上，我已经检验过这个想法了。我说，在一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习惯了看照片上大队大队穿着制服的人。那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思维里适应了制服这个概念，你就更容易追随时尚潮流；追随着时尚潮流，你就更容易接受制服。二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人穿着制服。强国老大的军人穿性感的紧身裤子，臀部凸显。自从二战以后，全世界的人都穿紧身性感的制服。全球时尚。就是源于一场世界大战。

我讲得冷漠、客观，一点都不激动。我想看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她听着。我留心观察她。她的确不自然，但在拼命掩饰。

“我觉得我写不了那样的文章。”

“现在不行，还是根本不行？”

“现在不行。”

“你什么时候参加考试？”

“再过几个星期。你还去看那个什么太太吗？”

“福勒太太？是的，我还去看她。”

她的脸上突然露出强烈的拒斥，她真的感到紧张，这让我明白她觉得受到了多大的威胁。

就像我以前会的那样——唉，也就是不久前——她大喊：“她的家人为什么不照顾她？社会福利部门为什么不把她送到养老院去？她为什么要缠着你？”

我刚请了三周的假。他们欠我好多假呢。就连弗雷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从没把我的假休足过。弗雷迪自己也没有休足过假。我突然想：弗雷迪的公司是他的家吗？如果是的话，那全是因为在家里他得忍受我的各种别扭。我们会驾车出游，通常是很短的假日，一般去法国，吃得好睡得好。回到家里我们都很高兴。

菲丽丝自然很高兴趁我不在时掌管大局。她脸上有一种得意的神情，必须拼命遮掩住。为什么？所有的东西她都得来全不费功夫。比方说她的服饰。她的风格照搬了我的，对她合适极了。轻柔的丝质衣服，一切都考究、精巧，金褐色的头发。有的时候手腕上和领边有小荷叶边——唉，这些我可穿不了，我太结实了。朴素的咖啡色衬衫，柔柔地泛着光泽，领口露出细细的精致的金首饰，袖口下可以看到一条漂亮的手链，袖子上细细的条纹和手链交相辉映。她用我的裁缝，我的发型师，我的编织工，上我告诉她的店里买东西。可看上去却像她从我这儿偷艺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我对她不坦诚，故意藏着掖着。因此，当她看到我打量她的装扮，看出我在想，“哦，菲丽丝，做得好！”时，她必须掩饰住那傲慢得意的微笑，那微笑后的意思是：没错，我可胜你一筹啦！令人吃惊的姑娘。

不知道菲丽丝新添的性感是不是反映出了内心里的什么，对此好奇的不只我一个人。我观察她在摄影师办公室的样子。他们，他们的工作区，相对于我们的办公室，乔伊丝和我的——菲丽丝和我的，一直是另一个极点，一种平衡。两个权力中心。迈克尔以前没注意过这个姑娘，现在感兴趣了。她对他也有点意思。两人同我和弗雷迪那时完全不一样：鲁莽，随便，平等。反正他们谁都不肯退让一步。这是我看到的典型一幕：他斜倚着搁板桌，双脚交叉，因此身体正面完全展露，穿着软灯芯绒，可以看见鼓鼓的肌肉。他稍微偏着点头，朝她微笑时，脸颊形成一个弧度。这个迈克尔相貌不错，但这是我最近才注意到的。菲丽丝半个屁股坐在一张桌上，另一条长腿折出一个角度。她穿着漂亮柔软的衣服，比方说黑色的绒面革，或者是某种出人意料的亮色，向他展示自己的全身。他们讨论工作时——哦，多么的干练——她的发丝落在脸上。他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她的身体，这是一种冷静的欣赏，带着一点自嘲。而她睁大眼，目光嘲弄地掂量着展示给她看的肌肉。然后他们一起去吃午饭，很有可能会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杂志版式或者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