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状态结束了,我那为期一年的印度之旅也即将告终。短暂的冬季很快就消失了,这会儿坐在屋外晒太阳,不再是一种享受——漫天尘土飞扬,直到雨季来临才会平息下来。但我还得去探访一个地方。对这趟旅程,我早已丧失了兴趣。印度的魔力在我身上施展不开。在我心目中,印度依旧是我小时候想象的那个国家——一个“幽暗国度”。就像喜马拉雅山的关口,我一穿过去,它就立刻关闭起来,又变成一个阴森神秘的国度,它似乎永远存留在我小时候想象的“永恒”中。而这个永恒,我一辈子都无法穿透,尽管这一年来我踏遍了印度的土地。
在这一年中,我并没学会接受印度的现实。我体会到的是,在印度我是一个异乡人,而我也满足于做一个在殖民地长大的印裔特立尼达人,没有过去,没有祖先。但为了履行我对家母的承诺,我必须前往北方邦东部一个城镇走一趟——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镇,方圆数里内连一座古迹都没有,唯一可以向外人夸耀的是,据说佛祖曾经居住在这儿。我在镇上逗留了几天,终日在街头晃荡或待在旅馆里读小说。想起对母亲的承诺,我终于开车上路,沿着那条挤满农夫(他们根本不把汽车看在眼里)的乡间公路,前往我母亲娘家的村庄。六十多年前,我外祖父以契约劳工的身份,从这个村子出发,前往特立尼达。
开车穿越印度西部和中部地区,你会感到奇怪:居住在这儿的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到底怎么过活。一路上,难得看到几座聚落和村庄,放眼望去,尽是一片荒凉贫瘠的褐色土地。如今,行驶在这条乡间公路上,你的感受却完全不同。展现在你眼前的是一片平坦而辽阔的田野,顶头是一片湛蓝高耸的天空,苍穹下的大地万物显得格外渺小。每隔一段路程,一座村庄就会霍然出现在你眼前——低矮的房舍,四处弥漫的灰尘,仿佛跟周遭的土地融合成一体。马路两旁卷起一团团尘土,每一团尘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正在干活的农夫。偌大的一片土地,四处都有人在走动、干活,展现出无比旺盛的生机。
在三岔路口,我们遇到一个自愿充当向导的陌生人,我们让他上车,在他指引下,我们把车子开上一道堤防。尘土飞扬的堤岸上矗立着一排高耸的老树。当年,我外祖父离开家乡远渡重洋时,肯定就是沿着这座堤岸行走到村口的。我忍不住多看了它几眼。对我们来说,这块土地早已不存在了,而今它却骤然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且显得那么的平凡、熟悉。我不想多看,因为我担心看到的东西会让我伤心难过,而此刻我身边还坐着几个人。不是这家!不是这家!一路上向导只管指指点点,叫嚷不停。这家伙感到非常兴奋,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今天他会坐上一辆吉普车,陪同一个千里归来的游子寻亲。一座又一座村庄消失在车子卷起的烟尘中。忽然,向导眼睛一亮,伸出胳臂朝向右边指了指:瞧,那就是杜比家族居住的村庄。
村子坐落在堤岸后面,远远看起来还挺幽雅的,比我想象中美好多了。附近一座辽阔的芒果园,给整个村庄平添几分宁谧的有如田园诗般的气息。两座白色的尖塔矗立在蓊郁苍翠的木叶间,显得十分皎洁、清净。从小,我就常听家人谈起这两座浮屠,如今乍然看见它们出现在眼前,心里当然很高兴。定居特立尼达后,我外祖父试图重建他留在印度的家庭。他帮老家的亲人赎回他们的田地,此外还捐出一笔钱,在家乡兴建一座寺庙。结果,寺庙没盖成,只建了三座神龛。在特立尼达,我们总以为家乡的人又穷又懒,一无是处。如今从公路上眺望过去,那两座尖塔却让我觉得非常亲切,非常安慰!
我们跳下吉普车,踩着松脆的泥土钻进芒果园中。高高耸立的、枝叶亭亭的芒果树下有一口人工池塘,周遭的土地上,斑斑驳驳,散布着从枝叶间洒落下来的阳光。一个男孩走出来。他那细瘦的身子赤条条,只系着一块腰布和一条圣带①。他满脸狐疑,只管打量我——我们这一行人声势浩大,乍一看就像官府派来的一群公差,难怪这个小孩会感到畏惧。陪同我前来寻亲的那位印度行政官员,向男孩说明我的身份,男孩又惊又喜,先试着上前拥抱我,又跪了下来,伸手摸摸我的脚。我赶忙抽身,挣脱他的手。男孩引领我们走进村子,边走边向我解释我们之间的亲戚关系。好复杂!这男孩对我外祖父一生的经历,简直了如指掌。这座村子至今还流传他老人家的事迹:当年他远渡重洋,到异乡打拼,赚了很多很多钱。
一年前,我可能会被我现在看到的景象吓呆。但在印度旅行了一年,我的心态和眼光都改变了。和印度其他村庄比较,这座村子看起来相当富庶,甚至还很幽雅迷人。房子大多是砖造的,有些坐落在台阶上,有些门口装着两扇精工雕刻的木门,屋顶上平铺着瓦片。村中的街巷全都铺上柏油,显得十分干净。我们看到一个用混凝土打造的槽子,那是喂养牛的地方。“这是一座婆罗门村庄!”随行的官员忍不住赞叹起来。村里的妇人全都没戴面纱,露出一张张秀丽的脸庞,她们身上穿着白色的莎丽装,显得十分素净。我们走过时,这些妇女并不回避,只管大大方方瞅着我们。在她们脸上的五官中,我看到了我母亲和姐妹们的影子。“婆罗门阶级的子女,果然很大方!”随行的官员又低声赞叹起来。
这个村子住着杜比和堤瓦利两个家族,全都属于婆罗门阶级,全都有某种程度的亲戚关系。我们看到一个男子站在屋外冲澡。他身上赤条条,只系着一块腰布和一条圣带,手里拿着一只黄铜盆子,舀着水,一瓢一瓢只管往自己身上浇泼。瞧,他的姿势多优雅,他的身体多苗条细致!在人口稠密、贫穷脏乱的印度,这种令人眼睛一亮的人体美,究竟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这些人属于婆罗门阶级。他们只需花点小钱,就可以租到肥美的田地。根据《印度政府公报》的报导,这个地区“充斥着婆罗门”:他们的人数,占印度教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到十五。也许这就是尽管这个村子的居民彼此之间都有亲戚关系,但他们并没住在一起而过着公社般的生活的原因。我们离开村中的砖瓦房子,继续往前走,在一间小茅屋门前停下脚步。我好生失望!原来,这儿就是我外祖父所属的那个杜比家族的现任族长拉马昌德拉居住的地方。
他出门去了。一路跟随我们的成群大人和小孩,纷纷扯开嗓门叫嚷起来:“哦,他怎么偏偏挑选今天出门呢?”但他们会带我参观神龛:瞧,这些神龛保管得多好啊;瞧,您外祖父的名讳就雕刻在神龛上呢。大伙儿七手八脚,打开祠堂的铁栅门,让我进去瞻仰龛里的神像。这几位神刚擦洗过身子,换上光鲜的衣裳,身上涂抹着新鲜的檀香膏。今天早晨供奉在它们座前的鲜花,到现在还没凋谢呢。刹那间,我的时空意识变得模糊、混淆起来——这一刻展现在我眼前的,竟然是与我外祖母在祈祷室中供奉的神像一模一样的神。
忽然,我听到一位老妇人的哭叫声。
“谁的儿子?哪一家的?”
愣了好一会儿,我才发觉她讲的是英语。
“朱苏德拉来了!”大伙儿纷纷往两旁退开,让出一条通路给老太太。她蹲在地上,一步一步往前挪移,边走边哭,不停地用英语和印地语尖叫。她那张苍白的脸庞满布皱纹,看起来就像一块晒干的泥巴。她那两只灰色的眼睛迷迷蒙蒙。
“朱苏德拉会跟你讲你外公的事。”大伙儿说。
这位老太太去过特立尼达,认识我外祖父。大伙儿引导我们两人,从祠堂走进茅屋里,让我坐在绳床上铺着的一张毯子上,朱苏德拉就蹲在我脚边,在随行的印度行政官员翻译下,一面哭泣,一面讲述我外祖父的家世和生平事迹。这三十六年来,朱苏德拉一直住在这座村庄,在她的宣扬下,我外祖父的事迹渐渐变成一则充满传奇色彩的印度童话,四处传诵。这个故事村民们听多了,早已了如指掌,但这会儿大家都静静围聚在我们身旁,一脸肃穆,竖起耳朵,专心聆听老太太的讲述。
朱苏德拉说,年轻时,我外公离开村子,前往圣城巴纳拉斯求学。自古以来,婆罗门的子弟都得走这条路。但我外公是个穷学生,家里没钱。那阵子年头不好,五谷歉收,甚至还发生过一场饥荒。一天,我外公遇到一个人,他告诉我外公,地球的另一端有个国家叫“特立尼达”。这座岛屿上有一群印度劳工,他们需要梵文学者和教师,工资很可观,岛上的土地又很便宜,而且他们愿意负担应征者的旅费。把这个讯息透露给我外公的人,可不是胡扯的,他是一位招募员——村民们管这种人叫“卡爷”,负责征召劳工到特立尼达干活。年头好的时候,村民们也许会朝他身上扔石头,把他赶出村子,但这阵子大家都挨饿,对他说的那一套才开始感兴趣。于是,我外公签下契约,到特立尼达工作五年。他们当然没让他当教师,而叫他到制糖厂工作。老板提供膳宿,此外每天给他十二个安钠,相当于十四便士。这是很高的薪水。即使今天在我们印度老家,一般劳工的薪水也没这么高,甚至比政府在灾区以工代赈所付的薪资还高出两倍呢。每天晚上下班后,外公就以梵文学者的身份从事教学工作,赚取外快。出身圣城巴纳拉斯的梵文学者,在特立尼达并不多见,因此我外公很受欢迎,连制糖厂的英国老板也敬他三分。一天,老板对他说:“你是印度教的一位大师。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我很想有一个儿子。”我外公说:“没问题,我帮您想个办法,让您的夫人生个儿子。”果然,没多久老板娘就产下麟儿。这位英国老板高兴极了,指着蔗田就对我外公说:“瞧,那儿有三十亩地,地里的甘蔗全都是你的。”外祖父雇来一群工人,把甘蔗全都砍了,以两千卢比的价钱卖掉,然后辞掉工作,自己开店做生意。好运接二连三降临。一位在特立尼达定居多年的富商,有一天忽然登门拜访我外公,对他说:“我观察你已经好一阵子了。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很上进的年轻人,将来肯定会出人头地。我有个女儿。如果你不嫌弃,我想把她嫁给你做妻子。我愿意拿出三亩土地当作嫁妆。”外公兴趣不大。这个富商又说:“我再送你一辆单座双轮马车。你把马车出租,可以多赚点钱。”于是,我外公成了亲。婚后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生意越做越大。他盖了两间房子。没多久,他就带着一大笔钱回到家乡,帮助亲人赎回二十五亩田地,然后又回到特立尼达。但他老人家是个天生的浪子,他打算再回印度老家走一趟。“赶快回来啊!”家人叮咛他。(这句话,朱苏德拉是用英文说的。提到那辆单座双轮马车,她也用英文buggy。)但我外公从此再也没回到特立尼达。从加尔各答搭乘火车返乡的路途上,他老人家病倒了。他写信给家人:“太阳下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