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家”,反映了整个北洋政府上层社会的众生相。
由于写的是北京豪门,于是读者就推测开了,有的说是袁世凯家,有的说是钱能训家,众说纷纭,很是热闹了一阵。父亲在《写作生涯回忆》中有个公开的答复:“《金粉世家》,是指着当年北京豪门哪一家?‘袁’?‘唐’?‘孙’?‘梁’?全有些像,却又不全像。我曾干脆告诉人家,哪家也不是!哪家也是!”这话说得多么好,因为这部小说是集中了所有豪门特征的艺术概括,是对生活的提高与典型化,好事诸公,想一一索隐,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了。
由于父亲在写《春明外史》时,已注意到以前的章回小说,在结构上的一些缺陷,所以在写《金粉世家》时,就在结构上苦下工夫,对于情节的安排,人物性格、语言特征、矛盾悬念等等,都作了精心的设想。全书112回,以金铨总理一家三代同堂20多个人物作为穿插,铺陈,交织引出一百多个人物,场面宏大,色彩瑰丽,加之诗词的渲染,把气氛渲染得冷热适度,加之书前楔子与书后的尾声,前后呼应,主要人物的突然遁去,显得空灵诡谲,父亲称这种手法叫“开合”,这一开一合,让读者开卷就不能释手,合卷尚神游在书卷中,让你百读不厌!
《金粉世家》这部规模宏大的书,人物就有一百多,况且父亲同时还在写《春明外史》、《天上人间》、《京尘幻影录》等长篇,我实在搞不清父亲是怎么安排的,难道不会乱吗?这个疑问一直憋在心里,我终于把这个疑问向父亲说了,他回答我说:“自己的小说怎么会乱呢?这都是我早已经就想好了的。谁也不会把自己家里人搞错吧?小说里的人物也和家里人一样。再说,几部小说我是分开写,今天写这部,明天就写那部。《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要天天写,我就把《金粉世家》列了一张人物表,写上这些人物的姓名、身份、性格,贴在书桌前的窗子上,写之前先看一遍,就不会错了。”据我所知,父亲的小说有人物表的,就只有《金粉世家》,别的书都没有用过。
民国的“《红楼梦》”(2)
父亲在写《金粉世家》时,听左笑鸿叔讲过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有一位新闻界权威人士对很多人说:“恨水这篇小说一定写不好,准砸!”并且还说明了他的理由:“恨水和我们都是寒士出身,从来也没有过过富贵生活。恨水没经过这种生活,他怎么能写得好?不仅仅是这个大家庭里人与人的关系不好写,就是屋里的一切陈设,没见过的也写不出来。写出来的总理家里,也像小报上那些小说描写现代阔人家的老套子:一明两暗三间正房,堂屋正面挂着一幅大山水中堂或是福禄寿三星;前边一张大条案,中间摆个座钟,两边是一对大掸瓶;条案前是一张方桌,上摆茶盘,中有茶壶茶碗,甚至大盘木瓜、佛手之类;方桌两边,各有一把红漆的太师椅;两面墙上挂着几个写了字的条幅……”他一面说一面笑,“据说这就是阔人家里的情况,这些先生恐怕连沙发都没见过,让现代富贵人家看到,会笑掉牙的!”听的人也都笑起来。
这话乍听,似乎不无道理,其实却不尽然。他并不知道,父亲有个习惯,不熟悉、不了解的事绝不写,他也忘记了父亲是记者,记者是什么地方都要去的,穷街陋巷要去,豪门巨府也要去。加之父亲是个有心人,又有观察生活的习惯,他到这些富贵人家总要仔细地看,细心地记,平时也注意这些官绅及眷属的言谈举止、衣着打扮,就连高级俱乐部、豪华饭店,有机会也去转转。而且父亲和袁世凯最宠爱的二子袁克文(寒云)、五子袁克权很熟悉,和孙宝琦、许世英也比较熟,从他们那里听到些达官贵人家的故事,记下些见闻,就成为写小说的材料了。可以说,父亲为了写《金粉世家》,是认真地“ 体验了生活”的,并不是说要写总统,就必须当过总统,要写叫花子,就必须要当过叫花子,这样推下去,那还了得!
《金粉世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最受女读者的欢迎。父亲在许多场合总会遇到一些女读者,拿《金粉世家》的问题来问他。就是一些粗通文字的老太太也喜欢《金粉世家》。当年先祖母每天晚饭后,都要父亲把当日的连载念给她听,这成了父亲的每日“工作”,他也乐此不疲,这可能是他承欢膝下的一种方式吧。
《金粉世家》在连载时,发生了“请命”风波。当写到冷清秋在大火中携幼子出走时,很多读者为冷清秋的凄惨命运和傲岸自强的性格洒下同情之泪。父亲的至交、著名的老报人,也曾任职《世界日报》的万枚子叔,看到这里时,竟和他的夫人相对而泣!当读者看到在昆明湖发现冷清秋丢失的鞋,预感不妙,纷纷写信给父亲,让他“笔下超生”,不能叫冷清秋死去。有的甚至对父亲“口出不逊”。在父亲50寿辰的纪念文章中,我曾看到著名报人许君武先生写的一篇祝贺文章,回忆他当初看《金粉世家》时,曾给父亲写过一封信,要父亲不可“笔下无情”。没想到父亲却很艺术地在报上用诗公开答复。因年代久远,原诗已记不清,大意是:世间本来有善有恶,人也有美有丑,嫫母怎么能变成美女,我又有什么法子呢?
书中的冷清秋是父亲着力刻画和歌颂的一个人物,她虽然生活在豪门之家,却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自尊的人格,在她受尽了藐视和轻慢之后,在第90回,“露影太荒唐封金预告,怀诗忽解脱对月长嗟”一文中,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她在内心深深地省悟道:“女子们总要屈服在金钱势力范围之下,实在是可耻。凭我这点能耐,我很可以自力,为什么受人家这种藐视?人家不高兴,看你是个讨厌虫,高兴呢,也不过是一个玩物罢了。无论感情好不好,一个女子做了纨绔子弟的妻妾,便是人格丧尽。”她一层想着逼进一层,不觉热血沸腾起来。心里好像在大声疾呼地告诉她:“ 离婚,离婚!”这个70多年前的呐喊,虽然出自冷清秋之口,却道出了当时千千万万受尽封建思想和夫权压迫的妇女心声,《金粉世家》之所以受到女读者的格外欢迎,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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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红楼梦》”(3)
《金粉世家》成书后,成为父亲的畅销书之一,20世纪40年代,被改编成电影,由周曼华主演。香港也拍过粤语的《金粉世家》,似乎是吴楚帆主演。20世纪90年代,香港“亚视”曾把《金粉世家》改编为二十几集的电视连续剧,主演是汪明荃,易名为《京华春梦》,译成普通话后,曾在全国各地播映。2003年,由董洁、陈坤、刘亦菲、徐佳等人主演的电视剧《金粉世家》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据说创下了非常高的收视率。
另外,我还看到一本由某人写的在香港出版的《金粉世家续集》,那完全是“节外生枝”的事了。
父亲于1952年大病初愈,曾填了几阕有关此书的词:
温《金粉世家》尾声有感(七日夜)
临江仙(三阕选一)
抱病三秋成隔世,芸篇金粉重温。一回细检一销魂,老少新亭泪,衣服旧烧痕。 记得当时刚布局,青年强索天孙。于今故事向谁论?云开意似笑,月破不能奔。
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1)
提起张恨水,人们便会想到《啼笑因缘》,说到《啼笑因缘》,人们便会想到张恨水,两者似乎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由于这部书,父亲成了家传户诵,妇孺皆知的人物。《啼笑因缘》这部书,从它诞生第一天起,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说它震动文坛都不为过。有捧的,有骂的,有迷的,有贬的,赞扬它的称之为“小说的骄子”,批评它的说是“ 鸳鸯蝴蝶派的返魂草”。甚至有为它成立出版社的,也有为它打官司的,可说是多姿多彩,这种热闹劲儿从没歇过,直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也没有完全消停。《啼笑因缘》引起的罕见轰动,自有其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因素,留待专家去研究分析,我只想向读者介绍一下它的写作背景及一些相关的趣闻。
1929年春,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到北平参观,北平新闻界假座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欢迎会,父亲应邀参加。席上,经钱芥尘先生介绍,父亲认识了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先生。两人一见如故,洽谈甚欢。严先生是读过父亲小说的,便邀请父亲为《新闻报》副刊写一部连载小说,父亲爽快地答应了。介绍人钱芥尘先生是上海知名的老报人,这时来到北方办报,他是最早认识父亲创作能力的人之一,十分欣赏父亲的小说,且是逢人说项,不遗余力地提携,把父亲的小说介绍到上海,钱先生是鼎力玉成的。他长父亲十几岁,父亲对他十分尊敬,曾有句云:“知己提携钱芥老”,以表知遇之感。
严独鹤先生回到上海后,来信催稿,当时上海有一个写作圈子,而且人才济济,不需外地稿,外地作家也无法打入圈内,“南北是互不侵犯”的。父亲被上海约写连载小说,可说是北方作家的第一人,是破纪录的事;况且《新闻报》又是全国最大的报纸,父亲自然要认真对待。他想,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这样百万言的小说,恐怕不对上海读者的口味,需要紧凑,有戏剧性,有悬念,不仅内容上要有新意,就是语言和对话也要别开生面。他一连几天都在苦思冥想,忽然想起前几年的“高翠兰被抢案”,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题材,可以把它作为小说的主干。1924年,鼓书女艺人高翠兰在北京四平海升园献艺,她嗓音甜润,长得又漂亮,所以很受欢迎,父亲本来要约友鸾叔去听她演唱的,不想就在这时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去了,《世界日报》的记者门觉夫是高翠兰的义父,又着急又气愤,接连几天都来找父亲和友鸾叔商量营救的办法,这在当时是个轰动京城的案件。友鸾叔还据此写了篇《〈啼笑因缘〉本事》,发表在1963年香港《大公报》上。父亲为了写这部构思中的小说,了解“落子馆”(鼓书场),他那几天差不多全泡在天桥。因为鼓书女艺人作为小说的主角,这还是第一次,他必须深入了解鼓书女艺人的生活习性,起居动态及一颦一笑,当他认真地“体验生活”后,便摒除一切杂念,独自来到中山公园小山上,不受干扰地“茅亭布局”。
《啼笑因缘》写的是北京故事,语言当然要用北京话,尤其是北京女孩子,说话俏皮生动,幽默风趣,极富感染力。所以《啼笑因缘》在《快活林》连载后,上海读者感到耳目一新,很快就像是一股旋风刮进了上海滩,上海读者为之疯狂。接着又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成了“最时髦”、最畅销的书,一时间竟出现了“啼笑因缘热”!由于把北京的天桥和风物写活了,不少读者到了北京都要到天桥和凤喜住过的胡同去看看。
在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啼笑因缘》,是“因”,而不是有女字旁的“姻”,很多读者都把书名写成《啼笑“姻”缘》,这是大错了。“因”与“姻”,音虽同,而意义却大不相同。我曾问过父亲,为什么要写作“ 因缘”,而不是“ 姻缘”?他告诉我:“《啼笑因缘》并不是写婚姻的。因‘因缘’二字,本是佛经中的禅语,社会上又把这二字移用,通常多作‘机缘’解,意思是指十分巧合的机会。小说《啼笑因缘》,除了机会、机遇之外,还包含一种因果缘分,这是指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这个关系又让人产生了啼、笑、恩、怨、亲、仇交织的离合。”我听了恍然大悟,原来“啼笑因缘”四字,是含有一种哲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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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2)
《啼笑因缘》成书后,父亲曾有事到江南,看到这本书受欢迎的程度,使他不胜惶惶。他在《我的小说过程》①一文中说:“我作这书的时候,鉴于《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之千头万绪,时时记挂着顾此失彼,因之我作《啼笑因缘》就少用角儿登场,乃重于情节的变化,自己看来,明明是博而约了,不料这一部书在南方,居然得许多读者的许可,我这次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啼笑因缘》也给父亲带了一些麻烦,那就是要回大量的读者来信。父亲做事从来就有不假手于人的习惯,给读者回信,不管多忙,都是他亲自用毛笔书写,这是他对读者的尊重,也是对读者厚爱的回报,不过那阵子读者来信太多了,他无法一一回信,只好在报上来个总答复。我有位同学的母亲曾对我说,她读《啼笑因缘》的时候,正在北平女师大念书,同学们都想知道父亲是什么样子,于是联名写信给父亲,希望能得到父亲的相片。可是他是怎么回答的呢?这位同学的母亲笑道:“没想到你父亲在信中说:你们喜欢看我的书,我感到荣幸,但是你们看了我的照片后,就会不喜欢我的书了,所以还是不登我的照片为好。”这是他的自谦之词,说老实话,他长得挺英俊,在憨厚之中洋溢着一股洒脱的书卷气。不过,父亲确实是一个不愿“ 抛头露面”的人,他很少到交际场合去周旋。在四川时,父亲有一次去银行取款,银行小姐看了他的名字,非常讶异地凝视了他,又对旁坐的小姐耳语,竟惹来了好几位小姐的注视,看得父亲很不好意思,出银行后他说了句颇耐人寻味的话:“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啼笑因缘》曾被改编成许多种艺术形式,可称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仅搬上银幕和荧幕的,就有14次之多,而且在这70多年来,不断地改编拍摄,差不多5年一次,这可能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创下的最高纪录了。
最早是1932年由明星公司拍摄,胡蝶、郑小秋、夏佩珍主演,阵容十分强大。该片在拍摄时到北平来拍外景,父亲曾应邀去和演员见面,介绍创作构想与书的命意,胡蝶等主演还到家里来看望父亲和母亲。为了这部电影,还唱过一出有声有色的“双包案”,闹得满城风雨,不可开交。记载这件事的文章不少,其中以熟悉上海影剧界的高梨痕、平襟亚所著“啼笑官司”一文最为详尽。文载,明星影片公司通过三友书社购得《啼笑因缘》的演出改编权,由严独鹤编剧,预定拍成有声电影,并在报上刊登了不许他人侵犯权益的广告。此时,上海北四川路荣记广东大舞台(黄金荣门徒所开设)正拟由刘筱衡、蓉丽娟上演同名京剧。于是明星公司请律师提出警告,不准上演。后由黄金荣出面调解,改名《成笑因缘》。大华电影社的顾无为对明星影片公司素有积怨,由眼热而图报复,与他的后台老板黄金荣勾结,走门路,托人情,取得了内政部的《啼笑因缘》剧本著作权,然后又用高薪挖角儿。比如饰演刘将军的谭志远,在明星公司的月薪是100元,顾则给他300元,且预付定洋一个月。其他演员如饰关秀姑的夏佩珍、饰沈大娘的朱秀英等,都接受了顾的定洋。明星公司得知后,即要谭志远宿在公司内,日夜赶拍。当时,独有女主角胡蝶效忠于明星公司,不为顾所动。顾迁怒于胡蝶,特在天蟾舞台排演新戏《不爱江山爱美人》,借以坐实张学良在北京饭店与胡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