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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恩德比见面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史迈利发现自己在进行诸多准备工作的同时，有着复杂与多变的情绪。他并不平静；简单来说，他并不能以单纯的一种身份来加以界定，尽管他的决心历久弥坚。猎人，隐士，爱人，追求完成目标的遗世孤独者，大赛局机敏的参赛者，复仇者，寻求安心的怀疑者——这些角色轮流交替出现在史迈利身上，有时甚至是多种角色同时出现。在后来记得他的那些人之中——老孟德尔，那个退休的警察，他少数的知己之一；葛瑞太太，那家只提供男士留宿与早餐的朴素旅馆的房东太太，为了安全，他选择位在宾利可的这家旅馆当临时总部；或者是托比·伊斯特哈斯，化名班纳堤，杰出的阿拉伯工艺品交易商——他们最记得的是一种山雨欲来的态势，平静沉着，少言少语。他们用着不同的方式来加以描述，因着他们对他了解程度的不同，也因着他们自己人生体验的差异。

孟德尔，这个安适、寡言、观察力敏锐、以养蜂为嗜好的人。很直率地说，史迈利是在为他的背水一战调整步伐。孟德尔曾参加业余的拳击赛，在分区赛中打中量级，他说他看得出来比赛前夕的征兆：严谨稳健的态度，了然于胸的孤寂感觉，还有他称之为凝视的表情，他认为那是史迈利正在“思考他手上的牌”。孟德尔似乎偶尔收留他，给他饭吃。尽管孟德尔有敏锐的觉察力，却也没能注意到他的其他面貌：困惑混乱，常被搪塞解释为社会约束；常用随便什么借口偷偷溜走，仿佛突然之间，安坐不动变得太过冗长难耐，仿佛他需要做些动作，来逃避自己。

对房东葛瑞太太来说，很简单，史迈利就是个失去亲人而悲伤孤独的人。她对他的背景来历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姓“罗瑞莫”，是个退休的图书馆员。但她告诉其他的房客说，她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曾承受失去的痛苦，所以他才会不吃他的培根，才会经常独自外出，才会开着灯睡觉。他让她想起她父亲“在我母亲离开之后的样子”。这就是葛瑞太太的观察，在两桩暴力死亡事件紧紧缠绕史迈利之后，有一阵风雨暂歇的平静，尽管史迈利并未放缓速度，反而更加快脚步。她说他心情烦乱，也说对了，因为他总在许多小事情上不断改变心意；和欧斯特拉柯娃一样，史迈利发现生活中越琐碎的小事越难下定决心。

另一方面，与史迈利交往较深的托比·伊斯特哈斯，则采取了较了解内情的观点；同时对于重返战场，托比自己也难掩兴奋之情。想到要与卡拉“殊死决战”，他坚持要这么形容，托比就像变了一个人。班纳堤先生成为如假包换的国际人士。整整两个星期，他穿梭在欧洲寒碜的城乡镇巷，寻找各具专长的散兵游勇，组成了一支怪异兵团——有街头艺术家，有货真价实的小偷，有司机，有摄影师——而且每一天，无论他身在何处，都会以事先约定的暗号，打电话到离史迈利寄宿处不远的几个不同电话亭，报告他的进度。如果托比途经伦敦，史迈利就会开车到机场的旅馆，在已然熟悉的房间里，听取报告。乔治——托比如是说——正在做的是“Fluchtnachvorn”，无人能精确加以翻译。字面上的意思是“向前杀出一条生路”，但当然隐含有奋不顾身的意思，也指背后犹有弱点，即便不是真正背水一战。但背后的弱点何在，托比就说不出所以然了。“听着，”他会说，“乔治总是很容易受伤，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看得越多，眼睛里的痛苦也就越深。乔治看得太多了，或许。”他又说——这句话后来已成为圆场的流传经典——“乔治的帽子底下有太多头了。”另一方面，对他的领导才能，托比倒是深信不疑。“极度小心谨慎。”他充满敬意地说，小心谨慎到查核托比的预付款时，连一毛钱的错误也不放过，害他平白受罚。乔治很紧张，他说，像大家一样；而当托比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团队到波恩这个目标城市时，他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最高点，非常非常谨慎地展开猎狩的第一步。“他太注重细节。”托比抱怨说，“他恨不得能和我们一起站在街头。身为项目负责人，他发现很难委派别人去做，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甚至当团队都已整备，分派好任务，完成演练，身在伦敦基地的史迈利仍坚持要有三天不活动的时间，让每个人都“适应城市的温度”，去用当地的服装和交通工具，并演练通讯系统。“我们必须步步为营，托比。”他一再焦虑地说，“每平安度过一个星期，卡拉就会觉得更安全。但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卡拉就会惊惶，我们也就完了。”在第一次行动结束之后，史迈利召回托比，再次听取报告。“你确定没有眼神交会吗？你试过各种方式了吗？你需要更多车、更多人手吗？”然后，托比说，他又从头演练一遍，利用街道图和目标房舍的照片，清楚明确地说明，应该在哪里布置静态的岗哨，另一组人又应该从哪里离开编队，好挪出下一步行动的空间。“一直要等到你摸熟了他的行为模式，”分手时史迈利说，“等你们弄清楚他的行为模式，我就会来。之前不会。”

托比说他可清楚得很，还有得等。

在这段部署期间，史迈利到圆场的探访当然没有官方记录可循。他像个幽灵似的进入那个地方，隐形地飘过熟悉的回廊。在恩德比的建议下，他在傍晚六点十五分抵达，就在日班刚交接，夜班人员还没就绪的空当。他预期会有关卡；会碰到那些他已认识二十年之久、不时被电召到五楼打扫的清洁工。但在恩德比的安排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没有证件的史迈利到了那里，一个从未见过的男孩满不在乎地点了点头，示意他走进开着的电梯。搭乘电梯，他一路畅行无阻地到了地下室。出了电梯，他首先看见的是福利委员会的告示板，上面张贴的告示，与他那个时代的一模一样，只字未改：免费猫咪征求善心家庭；戏剧社周五于福利会朗诵《顽皮的奎奇顿》62，还拼错字了。相同的回力球竞赛，基于安全理由，参赛者都以化名参加。相同的抽风机发出恼人的噪音。因此，当他推开登记处的嵌丝玻璃门，闻到油墨与图书馆灰尘的气味时，他几乎期望会在角落书桌那个缺损的绿色阅读灯下，看见自己圆滚滚的身影伏案阅读，就像当年他埋首分析比尔·海顿的叛变事件，并逆向思维地指出莫斯科中央的防御弱点时一样。

“噢，我听说现在，你正在编写我们过去辉煌的历史。”夜班登记员宽容地说。她个儿很高，走路的神态与希蕾莉颇相似，即使坐着的时候都有点儿摇摇欲坠。她砰的一声把一个装文件的旧锡盒放在桌上。“五楼送给你这个，装满了他们的爱。”她说，“如果你需要到其他地方，就叫一声，好吗？”

握柄上的卷标写着“大事记”。打开盒盖，史迈利看见一沓用绿色绳子捆在一起的发黄旧档案。他小心翼翼地解开绳子，翻开第一个卷档，看见卡拉模糊的照片，仿佛棺木里的尸体，从黑暗中瞪着他。他彻夜详读，几乎一动也不动。他探索着卡拉的过往，也追索着自己的往事，有时，他甚至觉得两人的生命互补，也觉得他们是同一种不治之症的起因。他一如既往地质疑，倘若他拥有卡拉的童年，倘若他置身相同的革命烈焰，将会如何。他努力尝试，却一如既往地无法抗拒自己的感同身受。苏联人民所承受的痛苦，苏联政府毫不在意的残暴蛮行，苏联英雄的流离失所，处处令他怵目惊心。这一切都让他自惭形秽，相较之下自己是如此轻松自在，尽管自己的生活也不乏痛苦。夜班结束时，他还在那里，瞪着发黄的册页，“像马儿站着睡觉似的”，曾参加骑术竞赛的夜班登记员说。甚至当她把档案从他面前拿走归还五楼时，他还一直瞪着前方，直到她轻轻碰了他的手肘。

隔天晚上他又来了，再隔天也一样；他销声匿迹，隔了一周又再度出现，却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读完卡拉的资料之后，他抽出基洛夫的资料，还有米凯尔、伟林和所有关于集团的资料，希望能为他所听到、所记得的莱比锡——基洛夫的故事找到具体的佐证文件。史迈利还有另外一面，可以说他是拘泥于形式的，或者是学者性格。对他来说，惟一真实可信的就是档案，其他的一切除非符合或切中记录，否则都只是浪费时间的东西。他也抽出奥图·莱比锡和将军的档案，即使不为其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对他们的纪念，他在两份档案中都加进了备忘录，平实记载他们死亡时的现场状况。他最后抽出的一份档案是比尔·海顿的档案。最初他们对于这份档案的解密还有疑虑。五楼的执行官，无论这晚是谁当班，还把恩德比从部长级官员的私人晚宴中叫出来，请示这件事。恩德比，他这次倒是颇值得称道，愤怒地说：“老天在上，最开始写这些该死的东西的人就是他，不是吗？如果乔治不能读他自己的报告，还有哪一个该死的人可以看？”然而，史迈利并没有真的读这份报告，据那位暗中登录他所阅取的所有档案的登记员报告说，他只是心不在焉地浏览。据她的形容，他若有所思地缓缓翻阅，“仿佛在找一张曾看过却遍寻不着的照片”。他只把档案留在手中约莫一个小时，然后很有礼貌地归还。“非常谢谢你。”自此而后，他未再现身，但清洁工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当晚十一点过后，他整好报告，清理桌子，把几张用手抄写的札记丢进放置机密文件废纸的垃圾箱，然后，有人看见他在后院站了很长一段时间——阴森黝暗的后院，满是白色瓷砖、黑色排水管与猫的恶臭——望着他以前所在的楼层，以及他以前房间的幽微灯光，宛如老人望着自己出生的房子，自己以前读书的学校，以及自己举行婚礼的教堂。而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他从剑桥圆环——当时已十一点半——搭出租车到巴丁顿，搭乘午夜后不久发车的卧铺夜车到彭赞斯63。他没有预先买票，也没用电话订票；他没带任何过夜的东西，甚至没有刮胡刀，直到早上才设法向服务生借了一把。此时，山姆·科林斯正在集合那群负责监视的乌合之众，也就是公认的大外行，他们事后能记得的，就只是史迈利曾在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但当时他们没有时间采取任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