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4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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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不仅受到东西两线的地面夹击，还不断遭到来自空中的轰炸。尽管东线灾难的严重程度仍然完全对公众和希特勒隐瞒着，但是几乎所有德国人，包括希特勒在内，都身处空战的第一线。2月4日，纳粹党二号人物马丁·鲍曼写信给他的妻子格尔达，描述了元首总部的惨状。

我亲爱的女孩：

我刚刚躲进了秘书的办公室。这是这里唯一一间装有临时窗户，还算暖和的房间。帝国总理府的花园里一派让人惊讶的景象——弹坑遍地，树木倾倒，小路全被碎石和垃圾掩埋了。元首的官邸多次遭到重创；东花园和宴会厅只剩下了一些残垣断壁；过去国防军卫兵站岗的那个挨着威廉大街的门厅，已被夷为平地……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继续勤勉工作，因为战争仍在各条战线上继续着。电话通信依旧瘫痪，元首官邸和党部仍未与外界恢复联系……

更惨的是，在这个号称政府区的地方，照明、电力和用水的供应仍然短缺！总统府前面停着一辆水车，这是我们仅有的饮用和洗漱用水。而米勒告诉我，最要命的是厕所。突击队的那些脏鬼一直在用，却没一个人想着打桶水冲洗冲洗……

当天晚些时候，他又给“亲爱的小妈咪”写了一封关于东线溃败的信，里面谈到了日益增长的危险，比他向元首本人透露的要严重得多。

……局势迄今仍没有彻底稳定下来。确实，我们已经投入了一些预备队，然而苏联人的坦克、大炮以及其他各种重武器要比我们多数倍。面对它们，即使人民冲锋队再拼命、再坚决地反抗也无能为力……

如果我不把你看成勇敢且善解人意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同志，就不会给你写这些了。对你，我可以直言不讳，告诉你局势有多么不容乐观——事实上，如果我非常诚实的话，应该说，有多么绝望。因为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永远不会对最终的胜利失去信心。

在这个问题上，亲爱的，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要求你做力所不逮的事。正因如此，我才体会到，在这样令人焦虑不安的日子里，你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珍贵！

时至今日，我才明白，有这样一位忠实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做我的妻子、生活的伴侣、我的爱人、我孩子的母亲，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时至今日，我才真正感激自己的幸运，能拥有你和你的孩子们……你，我亲爱的，我最美丽的，你是我一生的宝贝！

对纳粹的虔诚狂热使他们的爱情变得古怪。例如，在引诱了女演员“M”后，鲍曼在给格尔达的一封长信中描述了所有的细节，并声称自己是个走运的家伙，如今“难以置信地快乐地又结了次婚”。格尔达在回信中写道，这个消息让她非常高兴，但“这么漂亮的姑娘不能生孩子，真是太可惜了”。接着，她又写道，对于不能和“M”交换意见，不能并肩作战，为元首持续提供党员，她深表遗憾。显然，她和马丁已有的十个孩子并不够。

富勒上校目睹了鲍曼描述的暴乱场面。他给附近的弗利德贝格红军司令部的指挥官写了封信。

我热切盼望您能得知我们正在此地，并将此事告知负责遣送我们归队的俄国参谋。

目前，我们还不缺食物。但是做面包用的面粉很快就要不够了。因为村子里断电了，而这里的磨坊用的是电磨。

借此机会，我希望能表扬一下阿布拉莫夫上尉。2月3日，他在本村迅速、果敢地制止了一起暴力事件……

阿布拉莫夫是一名和蔼可亲的苏联联络官。一天前，他到了乌加滕村。就在他离开这里，动身去弗利德贝格的几个小时后，北边传来了炮火声。一名俄国上校告诉富勒，德国坦克正在反攻，并命令在村子北边挖些散兵坑，以击退敌人的进攻。

黄昏时分，隆隆的炮声越来越近。富勒带上贝尔坦做翻译，离开村子去找让他们挖坑的那个上校。刚走出一英里，他们就被一个多疑的哨兵拦住了。哨兵押着他们，穿过厚厚的积雪，来到了数辆在大雪中围成一圈的坦克旁。两个更加多疑的哨兵和一个高声威吓的军官又把他们拦在了这里。

贝尔坦紧抓住富勒的肩膀。“上校，他们要枪毙我们！”他说，“他们肯定以为我们是游击队。”

争辩了好久之后，那名军官终于允许他们继续上路去司令部。“但是如果今天晚上有哪个俄国士兵出了事，他”——他指着富勒，“必死无疑！”

司令部就设在邻近的一个农庄里。所有人都在喝酒。参谋部的一些人不省人事地躺在地上。指挥官是个上尉，他也以为他们是游击队。不过，当他终于相信富勒确实是美国人时，便开始为斯大林和红军祝酒。

但是，由于德国坦克即将横穿这一地区，上尉认为自己应该护送他们回去。他们朝乌加滕村走去。突然，一个哨兵骑在马上疾驰而来，狂乱地挥舞着冲锋枪。“美国人！”当哨兵将枪对准富勒时，上尉连忙喊道。但那哨兵已经酩酊大醉，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反而将枪指向了上尉。再次高声争辩了许久之后，哨兵骑马离开了，两个伙伴终于平安地回到了乌加滕村。

次日清晨，一架小型俄国双翼机降落在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两名军官走了出来，索取村里所有等待遣送归队的盟军战俘的名单。他们还透露说，与他们同一部队的十名美国军官已经前往敖德萨准备遣返。其中一人名叫乔治·马尔鲍尔，正是他们过去的看守兼翻译黑格尔冒名顶替的那个人。富勒赶忙给这个德国人改了个新名字：乔治·F。霍夫曼，下士，军人编号，0-1293395。富勒让他记熟自己的新简历：曾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受训；之后就读于弗吉尼亚的候补军官学校；后在富勒的第一〇九团参谋部工作；在阿登战役中被俘。从这天起，富勒不停地提问黑格尔，经常把他从沉睡中叫醒严格盘问。但是不管他纠正多少次，这个德国人总是说自己曾在本尼堡受训。

2

在阿登战役中被俘的另外三千名美国人近日抵达了IIA战俘营。这座战俘营建在新勃兰登堡的高地上，位于柏林以北约一百英里。除了美国人，那里还有七万五千多名塞尔维亚人、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分别关押在不同的营区里。这是一座专门关押士兵的战俘营，里面只有两名美国军官：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天主教牧师弗朗西斯·桑普森神父。神父在巴斯托涅附近被俘，当时正试图在德军战线的后方捡一些药品。他本来结实强壮，乐观开朗，如今却瘦骨嶙峋，面容憔悴，病魔缠身——不过仍然乐观开朗。德国人之所以允许他和士兵们待在一起，是因为一个态度合作的塞尔维亚医生使战俘营的长官相信，桑普森神父的两片肺叶都感染了炎症，不能移动。

2月初的一个早晨，桑普森神父领着一队美国人去仓库领取美国红十字会送来的第一批包裹。骨瘦如柴的战俘们挤在大纸箱周围，满心想的都是食物。桑普森神父想起了来战俘营后吃的第一顿饭：卷心菜汤，里面漂着几片萝卜，还有无数的青虫。一名战俘大口喝掉盛在皮鞋里的自己那份汤，然后抬头看看神父，说道：“我唯一不满意的是——这些虫子不够肥。”

大家急切地撕开了红十字会的纸箱。一阵紧张的寂静之后，响起了连珠炮般的咒骂声。桑普森神父和伞兵们在一起待了十八个月，还从未听过如此不堪入耳的谩骂。摆在他们眼前的是羽毛球拍、篮球短裤、乒乓球和拍子，还有几百套体育器材和一打美式足球垫肩。

下午，桑普森神父第一次参观了战地医院。医院坐落在美国战俘营区附近，里面有几个塞尔维亚医生和波兰医生。他看见一个波兰医生截掉了一个美国年轻人的双腿，然后敷上卫生纸，再用报纸包扎。在横跨德国的路上，他们先是长途跋涉，后来又搭乘火车，他的双脚都被冻坏了，以致生了坏疽。医生满面泪痕，对神父说，这是第五个失去双腿的美国人；还有十八个人被截去了一条腿。

正当桑普森神父和其他美国病人谈话时——其中大多数患的是痢疾和肺炎——一个留着希特勒式小胡子的德国看守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是营里最可恨的人，大家都叫他小阿道夫。尽管他只是一名下士，却在党内任职——就连战俘营的指挥官也得对他毕恭毕敬。在IIA战俘营里，小阿道夫的话就是命令。其他看守大体来说对囚犯还算不错。他们声称，所有的暴行都是小阿道夫指使的。

小阿道夫总是让桑普森神父想起一名打着领结的小办事员。他喜欢讨论“文化”和“文明”。此刻，他转向神父问道：“你怎么看布尔什维克？你们与不信上帝的俄国人结了盟，你怎么能为这件事辩护？”

神父回答说：“目前，纳粹才最为危险。因此我们要接受一切帮助，好把纳粹摆脱掉。”

“你肯定是疯了！”小阿道夫喊道，“如果你不肯相信事实，我就让你看看这些俄国人有多肮脏！”他伸手指向俄国人的营区。那里污秽遍地，臭气弥漫了整个战俘营。

“他们是住在猪圈里。”桑普森神父承认，“他们怎么能干净得了呢？”

“你没抓住重点。其他国家的人都能保持干净。俄国人的营区里还有教授。我跟他们谈过。他们是俄国人中头脑最聪明的，却分不出文明和文化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