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太子手下的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车上装的是一大批崭新的盔甲。
二人奉太子之命,准备将盔甲运往庆州(今甘肃庆阳县)交给都督杨文幹。
很显然,这又是一次违规操作。就像前几次一样,李建成自以为这次私运兵器同样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可他绝没想到,他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秦王的眼睛。他更不会想到,这一次秦王会抓住这个把柄把他往死里整。
六月初,也就是在李渊驾临仁智宫的同时,尔朱焕一行也走到了从长安到庆州途中的豳州。
而武德七年这场震惊朝野的“太子谋反”事件,就在这一刻东窗事发。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尔朱焕和桥公山到达豳州后就不再往前走了,而且突然向豳州地方官举报,声称有重大案情要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将他们送到了天子所在的仁智宫。尔朱焕和桥公山随即向李渊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准备与庆州都督杨文幹里应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机发动兵变。
那一刻李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极度震惊并且满腹狐疑的时候,又有一个叫杜凤举的人也从宁州(今甘肃宁县)赶赴仁智宫告发了太子。
他的指控和尔朱焕、桥公山如出一辙。
这个杜凤举是什么角色,史书并无记载,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他和尔朱焕、桥公山的背后,一定有一种相同的力量在操纵,否则他们不太可能在同一时间发出对太子李建成同样不利的指控。
面对这接踵而来的控告,李渊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找了一个理由传令太子到仁智宫面圣。无论太子谋反是真是假,李渊都必须在第一时间把他控制住。
接到天子的手诏后,李建成懵了。
出了什么事?天子为何平白无故召自己上山?
此时的李建成并不知道尔朱焕等人不但已经把他卖了,而且还给他扣上了大逆不道的谋反罪名。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只能是——私运盔甲之事又被秦王的人告发了。
私运盔甲虽然不是什么死罪,但是这一次却不太一样。因为运送的目的地是庆州,而众所周知的是,庆州都督杨文幹是东宫旧部、太子嫡系,李建成当初组建卫队时就曾经从庆州暗中征调过一批将士。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极易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何况此前可达志的事情已经是一次严厉的教训,这次又明知故犯,天子一定大为震怒,否则也不会这么急着召他去行宫。要知道,身为储君却暗中与地方将领交结,并且频频征调部队、私运军用物资,这些事情堆在一起很容易被人控以一个可怕的罪名,那就是——串通地方将领,阴谋反叛。
想到这里的时候,李建成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不知道此刻的天子是否已经起了这样的疑心,可他知道这种可能性绝对不会小。
怎么办?
幕僚们开始七嘴八舌地献计。太子舍人徐师谟提议,干脆起兵,趁天子不在把京师占了。
这显然是个馊主意,跟挖一个坑把自己埋了没啥两样,所以李建成并未采纳。
詹事主簿赵弘智则提出了一个比较理性的建议,他认为:太子应该贬损车服、摒弃随从,独自上山向皇帝请罪。李建成觉得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于是带着东宫属官前往仁智宫,在距行宫六十里外的毛鸿宾堡命随从们留下,然后带着十余个侍卫上山。
一见到李渊,太子立刻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可李渊却一脸怒容,不为所动,一直到太子表演完了,才命人把太子软禁起来,当晚只给了他一碗麦饭充饥,并命殿中监陈福严加看管。
控制了太子之后,李渊立刻命司农卿宇文颖驰赴庆州,召杨文幹前来面圣,决定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宇文颖此行不但没有召来杨文幹,反而激起了他的兵变。
史书没有记载宇文颖到底跟杨文幹说了些什么,《资治通鉴》只有这么一句话:“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干遂举兵反。”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宇文颖“以情告之”的“情”到底是实情还是谎言,但是却不妨做一个推论,也就是说——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杨文幹才会不顾一切地悍然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