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八月,长安和关东地区爆发了严重的霜灾和饥荒,朝廷同意灾民可以前往各地自谋生路,玄奘意识到时机成熟,终于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混在难民队伍中偷越国境,西行求法。(玄奘西行的时间,普遍认为是贞观三年,此处依据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相关考证,确定为贞观元年。)
此行前途未卜,生死难料。
出发的这一刻,除了简单的行囊和一腔求法的理想之外,玄奘什么都没有。
没有人知道,十九年后,这个孑然一身的“偷渡客”竟然会带着震古烁今的伟大成就载誉归来,不仅受到举国上下的盛大欢迎,而且得到太宗李世民的亲自接见。
没有人知道,他迈出长安的这一步——是在书写一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
玄奘茕然西去的背影显得寂寞而苍凉。
走向天竺的这一路,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一路上虽然没有白骨精和盘丝洞,没有牛魔王和火焰山,没有魑魅魍魉和九九八十一难,却有一望无际的大漠黄沙,有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有关卡盘查、官吏缉捕的困扰,有缺水断粮、迷失方向的危险,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他葬身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或者迫使他心生懊悔,黯然东返。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挡住玄奘的脚步。
早在迈出长安的那一刻,玄奘就已发出宏大的誓愿——
此行不求财利,无冀名誉,但为无上正法。
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
宁可就西而死,岂能归东而生?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正是这样一种单纯而伟大的信仰,使他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甚至蔑视死亡的威胁,顽强地走向自己生命中的圣地。
玄奘从长安起程,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出玉门关外五烽(五道重兵把守的关卡),进入“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八百里戈壁——莫贺延碛,在克服了四天五夜滴水未进的困难之后,终于穿越这个可怕的死亡地带,经伊吾(今新疆哈密市)抵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
高昌国王麹文泰盛情接待了他,但执意要求他留在高昌讲经说法,否则就要把他遣送回国。玄奘无奈,只好以绝食相抗,“水浆不涉于口三日”。最后麹文泰终于被玄奘的至诚所感动,提出两个放行的条件:一、与他约为兄弟;二、求法归来后在高昌停留三年。
玄奘同意。麹文泰大喜,当即“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韈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此外,为了玄奘能顺利西行,麹文泰还专门准备了二十四封国书,命护送的大臣交给沿途的二十四国国王,每书奉送大绫一匹为礼物;并且还亲手写了一封辞义谦恭的信,随信献上“绫、绡五百匹,果味两车”,请求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致信其势力范围内的西域诸国,为玄奘法师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就这样,玄奘离开高昌,过焉耆、龟兹等国,翻越凌山(葱岭北部),到达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西南),会晤了统叶护可汗。随后,在统叶护可汗致所经诸国的信件和护送使节的帮助下,玄奘顺利经过西域诸国,过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进入了北印度。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秋天,玄奘终于抵达朝思暮想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在这里,玄奘拜戒贤为师,潜心学习梵语,研习各种大小乘经论,尤其专攻印度法相宗(唯识论)代表作《瑜伽师地论》,历时五年。此后,玄奘遍访五天竺,足迹遍及印度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