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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我在一部学术著作中描述过歌德在魏玛的生活。那时寻找这方面的材料很不容易,但还是陆续找到了一些,知道歌德在那座美丽的小城里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从二十几岁到高寿亡故,都是这样。那些平静的叙述当时读来总是疑惑重重,因为我们历来被告知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与作家的个人苦难直接相关。也许歌德是个例外,但这个例外的分量太重,要想删略十分不易。由这个例外又想起中国盛唐时期的大批好命诗人,以及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优裕的外国作家,似乎也在例外之列,我的疑惑转变了方向。如果一个文学规律能把这么多第一流的大师排除在外,那还叫什么规律呢?
今天到了魏玛才明白,歌德在这儿的住宅,比人们想象的还要豪华。
整个街角一长溜黄色的楼房,在闹市区占地之宽让人误以为是一个重要国家机关或一所贵族学校,其实只是他个人的家。进门一看里边还有一栋,与前面一栋有几条甬道相连,中间隔了一个长天井似的石地空廊,其实是门内马车道,车库里的马车一切如旧,只是马不在了。
车库设在内楼的底层,楼上便是歌德的生活区,卧室比较朴素,书库里的书据说完全按他生前的模样摆放,一本未动。至于前楼,则是一个宫殿式的交际场所,名画名雕,罗陈有序,重门叠户,装潢考究,好像走进了一个博物馆。
脚下吱吱作响的,是他踩踏了整整五十年的楼板,那声音,是《浮士德》一句句诞生的最早节拍。
我一间间看得很细很慢,伙伴们等不及了,说已经与歌德档案馆预约过拍摄时间,必须赶去了。我说我还没有看完,你们先去,我一定找得到。
伙伴们很不放心地先走了,我干脆耐下心来,在歌德家里一遍遍转。直转到每级楼梯都踏遍,每个角落都拐到,每个柜子都看熟,才不慌不忙地出来,凭着以前研究歌德时对魏玛地图的印象,穿旧街,过广场,沿河边,跨大桥,慢慢向感觉中的档案馆走去。
路并不直,我故意不问人,只顾自信地往前走,果然,档案馆就在眼前。伙伴们一见就欢叫起来。
档案馆是一个斜坡深处的坚固老楼。在二楼上,我看到了他们的笔迹。
歌德的字斜得厉害,但整齐潇洒,像一片被大风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显自由,我想应该是多数西方有才华作家的习惯写法。最怪异的莫过于尼采,那么狂放不羁的思想,手稿却板正、拘谨,像是一个木讷的抄写者的笔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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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到魏玛来是受到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很多小邦国,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开化,但对文化却未必是祸害。有些邦国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纳贤达、树碑立传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安适的创作环境,留下佳绩。德国在统一之前涌现的惊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与此有关。反之,面对统一的强权,帝国的梦幻,民族的迷思,却很难有像样的文化业绩,更不待说在战争狂热的笼罩下了。
歌德在魏玛创造的文化业绩,远远超过魏玛公爵的预想,尤其是他与席勒相遇之后。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主将,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以《强盗》,还有他们的其他作品,对封建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扫荡气势。他们的精神前辈,应该是那位现实身份低微而历史地位崇高的莱辛。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特意让主人公自杀前还在读莱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相遇之时,“狂飙突进运动”的锋头已经过去,而他们已在开创一个古典主义时代。历史将承认,德国古典主义的全盛时代,以他们的友谊为主要标志。
这三个人,构成了我们对德国文学起点性的印象。他们几乎都是哲学家,不仅深思,而且宏观,有极高的学术素养。这使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终极沉思的品格。这种品格有两个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峋的学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万汇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后一个方向,莱辛、席勒两者兼融,在后一个方向上却没有歌德那样圆满。当然,这与歌德的优裕和高寿有关。
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
荣格说,每一个德国人灵魂深处都有浮士德的影子。因此,当歌德他们定下了德国文学的素质,同时也定下了德国人的素质。
也许反过来,他们的素质原本就是德国人本体素质的产物,他们只是经过天才的吐纳,把它凝固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