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伊普尔的战斗逐渐停止,冬季的严寒肆虐东线的时候,英国人开始盘算要如何赢得这场战争。人们认为历史能够指导今日,历史上的教训已足够清晰明确。在拿破仑时代,战略部署要考虑到英国的长处和法国的弱点。英国皇家海军对法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施行封锁,抑制了法国的经济。布雷斯特、波尔多和土伦等城市都陷入了萧条,法国对世界的影响急剧下降。拿破仑推动的那些替代行业,耗资巨大,效率却不高,并扭曲了法国经济。法国的那些附属国出高价却只能购买质量奇差的商品,从而对法国心怀怨恨。与此同时,由于英国人垄断了海外贸易,他们赚取了大量金钱,并以贷款的方式把这些金钱提供给在陆地作战的奥地利人和俄国人。他们自己最终也在拿破仑帝国最偏远的地方——西班牙,布置了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这支部队有8万人,按当时标准这可是一支大部队。在西班牙,英军通过海路给自己的军队提供给养,而法军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则不得不在欧洲这个最贫瘠和最难对付的地方翻山越谷,不得不遭受有着极大决心同时也极度残忍的强盗们的骚扰和阻挠。我们的词汇游击战“guerrilla”,即小规模战争,就来自那个时代。实际上,发生在西班牙的游击战规模可不小。英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用了5年的时间才把法国人清除出西班牙。拿破仑把在西班牙的战争称为“西班牙溃疡”,它耗尽了他的实力。但那不只是一处溃疡,那是两个大西洋帝国,甚至是三个大西洋帝国(如果你把葡萄牙包括在内)对他的抵抗。
现在,英国海军拥有巨大优势,难道就没有某种办法成功结束西线的僵局?翩翩才俊们都在苦思冥想,温斯顿·丘吉尔尤其如此。他有着非同寻常的敏捷思维和想象力,行文妙笔连珠,讲着一口高雅的老式英语,并对英国历史有着独特见解。他时任英国海军大臣(英国历史的奇特之处在于平民百姓能够控制军队,而在德国,百姓却要接受军队的命令)。在他的领导下,皇家海军早已进行了军事动员。18英里长的银灰色战舰群,舰头连着舰尾,就是在给德国人一个信号:如果英军战舰群开始行动,你们就会迅速战败。实际上早在8月4日,英德之间海战的第一枪已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港打响。当时,一位德国商人打算经停悉尼,却被告知不得靠近那里。不过,在封锁德国这个问题上,丘吉尔的历史意识却是靠不住的。
封锁的主要目的是要阻止德国货物出口。莫里斯·汉基是一位令人畏惧的人物,一位对所有事物都有兴趣的语言学家。1914年前他在英国内阁中的地位,相当于库尔特·里茨勒在德国政府中的地位,他在最高层管理着政府事务。同时和里茨勒一样,他也要对20年后原子弹的问世负责(在1940年,德籍的犹太流亡者把核弹秘密送给他,他则把此秘密送给了美国人)。就是这样一位人物曾说过,如果能够阻止德国货物出口,德国就将被摧毁。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其他许多聪明人一样,都完全错了。在战争期间,皇家海军共捕获了900多艘德国商船,还在世界各地,包括马尔维纳斯群岛捕获了(不是没遇到麻烦)许多敌人的战舰。然而,这些行动虽然阻止了德国出口货物,但德国的空闲机器和劳动力却被投入到了战争所需物品的生产之中。与那些英国才俊们预料的相反,在汉堡,没有发生暴乱。控制德国工业的几个大型托拉斯都转而生产战争物资,而作为托拉斯自己工具的银行则为它们提供周转资金。与此同时,和它的英国同行一样,普鲁士陆军知道如何在不制造麻烦的情况下维持产品质量。这样,英军封锁德国货物出口的效果就是,在1915年德国战争经济比所有其他参战国都要好。俄国人花了一年时间才赶上德国的水平。
封锁还导致了另一桩怪事:它成了德国食品供应管理不善的一个奇妙借口。德国人因此非常痛恨英国人,指责他们造成食品短缺,而实际上这的确不是英国人造成的。阻止德国人进口货物,可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中立国港口来运营。而且,国际法(1909年的《伦敦宣言》)在所有情况下都没有阻止食物进口(甚至带刺的铁丝网也只被算作“有条件的禁运品”,因为它具有农用价值)。根据英国的规定,英军可以打开中立国的船只进行检查,而且有时可以没收它们的货物。这一再导致与美国的冲突,造成了很多即使通过提供战后补偿也不易解决的难题。无论如何,确实没有办法阻止德国人通过(特别是)荷兰进口食物。
随着战争的继续,在1916~1917年冬天,德国人的食品供应确实出现了急剧的恶化。英军的封锁也因之受到指责,但实际上价格管控制度才是罪魁祸首——谷物价格受到控制,而肉类价格却没有,这样,农场主们就用谷物喂养牲畜。事实上,直接食用谷物得到的能量是间接通过食用肉类产生能量的4倍(两磅的维多利亚面包就足以供一个人工作一天)。而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德国政府曾控制肉类价格,这样,农场主就屠宰(在1915年春,有900万头猪被杀)而不是销售手中的牲畜。肥料比往年减少,收成也因此下降,而马铃薯的歉收则使事态变得更加糟糕,1916~1917年冬天因此也被称为“芜菁之冬”,但问题的核心则在于草率的价格管控。德国农业部似乎把封锁看成仅仅是一种加强的农业关税,即右派们一直在倡导的一种关税。无论如何,农民们表现得非常出色,与此同时,城里人却吃着大头菜,没完没了地蒸煮甜菜来制作一种甜糖浆,在科隆圣诞市场上,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会吃土豆馅饼蘸甜萝卜酱。
封锁还造成了另一个多少有悖常情的后果。这一次,人们预料到这个后果但却误解了它。随着德国外贸出口下降,人们预计英国的出口会取而代之,英国货物会重新占领拉美市场,至少英国人是这样以为的。这类出口带来的利润,通过战争贷款或征税的方式可以回流到财政部,这也意味着接下来可以把这些资金借给那些陆地作战的盟友们,比如意大利或俄国。这种情况,也有先例可循。在1756年到1763年的七年战争[57]期间,英国的资金使得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58]能够持续反击法国、俄国和奥地利,英国人则清洗了法兰西帝国的几乎所有资产。1916年到1917年英国的出口确实有所增长,达到面值5。27亿英镑,这一数字直到1951年才被超越。战争爆发前5年的年平均出口额为4。74亿英镑。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在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所有年份中,1916年是英国人向海外销售货物量大于他们购买货物的唯一一年。不过,出口依赖于技术型劳动力,需要把他们和机器设备从生产战争物资中转移回来,但当时的一个现象阻碍了这一进程——大量技工志愿参军,出口商面对劳动力短缺的困境,只能以支付更高工资这种手段来彼此竞争。到了1916年实行强制征兵时,这一问题才得到部分解决:根据新的强制兵役制,一些拥有特殊手艺的人们,可以免服兵役(从某种程度上看,强制征兵获得的兵员最终要少于稍早的志愿参军所获兵员)。在1915年时,这些混乱就已影响到了英国的战争经济,并在当年春夏出现了严重的军火短缺情况,而德国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却找到了解决军需的适当方法。因此,封锁变得像椭圆桌台球一样,每个角落都有漏洞。直到1918年,封锁才被真正严格执行,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干预,迫使各个中立国限制了与德国的贸易。
在“一战”中,还有另外一个先例,那是一个人们非常重视历史先例的时代——在拿破仑时代,软肋是西班牙;而在当时,这个软肋是土耳其。
土耳其的参战结果非常糟糕。德国人本来十分期望苏丹哈里发宣布开始“圣战”,那样所有的穆斯林就会反抗英国。但在大多数地方,苏丹的呼吁书都被投到了废纸篓里,俄国的鞑靼人和印度的穆斯林根本没有给英国制造任何麻烦。任何时候,即使圣战意味着把一部分基督徒视为盟友而把另一部分基督徒视为敌人,也几乎没什么用(对土耳其青年党来说,这没什么新奇之处,毕竟他们的宗教领袖就是一位出身伊斯坦布尔一个大家庭的共济会成员[59])。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高加索地区损失惨重,阿拉伯各省也已经出现了反叛的迹象。推进到黎凡特地区的一支英军可能已击败了土耳其人,黑海海峡也将重新开放与俄国的贸易。可能受此鼓舞,巴尔干半岛各国和意大利纷纷加入协约国阵营参战。在1914年,英国又把君士坦丁堡送给了俄国人,并继续谋划着由各个盟国来瓜分整个奥斯曼帝国。没人预料到土耳其人能够进行激烈抵抗。1他们几乎没有军事工业,尽管依靠多瑙河的航运,德国的援助依靠腐败的罗马尼亚人可以运抵土耳其,但往往是杯水车薪,而且都非常迟缓。对于一代代受过古典教育的私立精英学校的学生们,比如诗人鲁珀特·布鲁克[60]来说,爱琴海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而对丘吉尔来说,爱琴海的巨大优势仅仅是这里不是西线。1906年,配有全重型火炮的无畏舰问世,这让早期的各种战舰都落伍了。不过,人们却以为,1906年之前建造的那些多余的英军战列舰就能够横扫赫勒斯滂,也就是现在的达达尼尔海峡——从塞斯托斯到阿拜多斯的海峡两岸宽仅800码,这在希腊神话中曾有提及,后来的拜伦勋爵曾游渡过此处。
1915年3月18日,英法联合舰队16艘战列舰惨遭劫难。它们的大炮不适合攻击岸上的炮台,而且土耳其人还有移动炮台。不管怎样,联合舰队没有彻底扫除雷区。3艘战列舰被炸沉,另有3艘丧失了行动能力。后来,待德军潜艇赶到附近海域,又有两艘被炸沉,英军舰队不得不在5月离开近海水域。英国的海军指挥官德罗贝克海军上将倒是一直十分谨慎,他期望有一支陆军来解决海岸防御问题。但陆军的基地远在埃及,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出现了不必要的拖延——补给舰按错误的顺序缷载了船上的货物,英国地中海远征军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命令所有的船按正确的顺序重新卸载。疟疾也成为一个问题(鲁珀特·布鲁克因此病故)。在军队中,军需供给苛刻成风,甚至没有为驻扎在地中海沿岸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军队营地窗户安装防蚊纱窗。此时,希腊的利姆诺斯岛成为了英军的前沿阵地,准备战斗的意图已非常明显。不过,即使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铁路和公路能够比船舰更迅速高效地把军队和大炮运到加利波利半岛[61]——单单运送一个师就需要50艘船舰——就算是土耳其人也至少需要7周时间。而英法联军确实有7周没有采取登陆行动,土耳其人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