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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戴克里先革命（第1页）

时逢动荡乱世，3世纪长久以来饱受苦难的罗马帝国人民又面临着新的灾祸。在君士坦丁诞生前的三个世纪里，罗马的建筑师、工程师和士兵在已知的世界范围内来往奔走，将秩序和稳定远播至意大利以外的蛮荒之地。随着强大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拉开序幕，直线距离超过5万英里的修整道路四通八达，耸立的高架渠横跨山峦河谷，密不透水、坚不可摧。这些城市公路可谓罗马帝国的伟大秘密，连通各地集市，减轻商旅负担，同时组成了帝国的通信系统，一日之内就可以跨越500英里范围。在主干道周围，整洁优雅的城市、竞技场、公共浴室，甚至室内管道工程争先恐后地涌现，一切都昭示着文明的极度繁荣。然而到了3世纪，时间的洪流侵蚀了帝国的荣耀，街道上沾染了反抗者的鲜血。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罗马大道曾经令帝国四通八达，如今却成为最大的弱点，叛军和暴民蜂拥而至。乱世之中，没有人能高枕无忧——甚至那些醉生梦死的罗马皇帝也无法自保。在这个世纪的前80年内，罗马帝国皇位更迭了28次，只有一位皇帝逃脱了遇刺或被俘的命运，得以善终。

四处呈现冷漠和衰朽的景象，罗马帝国曾经坚不可摧的基石日益动摇。帝国军队为拥立皇帝，不得不明哲保身、疲于奔命，同样无法摆脱成为乱世牺牲品的命运。259年，皇帝瓦勒良率领大军对抗波斯，遭遇了罗马帝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大败之一。瓦勒良被敌人俘虏，被迫忍受巨大屈辱，以身体充当趾高气扬的波斯王的踏脚凳。当这位悲惨的皇帝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波斯人剥下他的皮，将其染成深红色，并且在里面填充上干草，之后将这可怖的战利品悬挂在墙上，向来访的罗马使节大肆炫耀，昭示着帝国曾经的无敌神话是多么的空洞可笑。

这样堂而皇之的羞辱固然令人难堪至极，然而罗马的作家们为国民性格的腐朽堕落发出的悲叹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2世纪，波利比阿（古希腊历史学家）就开始批判那些曲意逢迎的政客，指责他们使帝国的共和政体堕落为暴民统治，古罗马历史学家撒路斯特痛批政党内部的罪恶勾当，另一位历史学家李维——著名的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记述者，曾经如此写道：“这些日子……不论是我们本身的疾病，还是他们的治疗措施，都让人难以忍受。”1

然而，一个更加不祥的预兆正悄然显现。相比灾难的预言，铺天盖地响起的是狂热的颂词，歌颂帝国皇帝的不朽功绩和持久统治。但很显然，那些皇帝本人和这两样都丝毫不沾边。皇位上的那个人就好像帝国舞台上一闪而逝的幻影，这似乎是一个可怕的铁证——上帝已经背弃了他的子民。蛮族的敌人像狼群一般在边境蠢蠢欲动，但相比于率军御敌，将军们更多时候是用手中利剑扫清通向皇位的道路。帝国军队曾是皇帝的仆从，如今却成了他的主宰者，随着朝代不断更迭，国家频繁地陷入动乱之中。

接踵而至的持续内战经常导致皇位继承发生混乱，但税务官们照样按时来去，带来名目更多的苛捐杂税。走投无路的“影子皇帝”试图通过降低帝国货币中的银含量来节省支出，但随之导致的通货膨胀将经济体系毁于一旦，大部分帝国领域又恢复了原始的易货制。日益严重的社会动荡带来恐慌，人们开始在宗教的神秘世界中寻求庇护，宗教宣扬现实世界是易逝的或邪恶的，人们将希望寄托在魔法、占星术和炼金术上。生活充满苦难，极端者甚至抗拒婚姻或选择自杀来逃避现实。当时的社会结构分崩离析，不论富人、穷人都同样祈求救赎。

达尔马提亚带来了慷慨的救赎。一位坚忍不拔的战士戴克里先站出来宣布称帝，他来自落后、蛮荒的土地，那里遍布险峻的山峰和茂密的森林。他采用通常的方式，暗杀先代君主，踩着敌军的尸体登上了皇位。戴克里先作为彻底的务实主义者，对他人所怀疑的事实从不否认。帝国的疆域确实太过广大，在动乱的岁月里，单凭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成功统治全境。帝国的土地跨越了整个地中海地区，从湿热的北部不列颠森林延伸至南部烈日灼烧的埃及沙漠，从西部的直布罗陀巨岩直达东部的波斯边境。即使戴克里先把全部的生命耗费在执掌帝国大权上，也不可能有足够迅速的反应去应对每一次危机，也很难派遣他的全权代理人2去替代他征战四方；长久以来的帝国历史已经带来了太多教训：皇帝的将领使用手中的利剑扫平了通往皇位的道路。如果摇摇欲坠的帝国要幸存下去，戴克里先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收缩帝国的广阔疆域——这个举措几乎垮了他的前任们。历史上很少有领袖人物在改朝换代时面临如此困难的境地，但实用主义者戴克里先发现了一种非正统的解决途径：他推举了一个人，名为马克西米安，年纪很大，酒瘾严重，戴克里先任命他为帝国的副帝，或称“奥古斯都”，将帝国一分为二。

事实上，这一举措并没有听上去的那样具有改革意义，尤其是因为罗马帝国在名义上分裂已久。在罗马梦想征服世界的许久以前，亚历山大大帝的铁骑已经远达印度境内，荡平了一切敢于反抗他的势力，将征途中所有难以攻克的土地都划归帝国版图之内。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脚步拉开了希腊化时代的序幕，虽然他的帝国已经随着他本人的逝世四分五裂，但希腊文明还是得到了极为广泛深远的传播。自西方传播而来的罗马文明好像希腊化世界外部的一层肤浅外表，尽管武力昌盛，却在根深蒂固的古老文明面前畏缩不前。东部的权力阶级虽然以拉丁语作为自身语言，却没有将之传播到市井街巷。不论在思想上还是特征上，东部帝国都保留着十分鲜明的希腊特征。

戴克里先将讲拉丁语的帝国西半部分领土赐予马克西米安，自己则统治着更加富裕，希腊文明也更加根深蒂固的东半部分。理论上，帝国仍然统一，不可分割，但事实上东西两部分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命运，维系两个部分的宽泛的纽带依然将今日的东欧和西欧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片土地。分割所带来的后果在两个世纪之后依然不甚明朗，但戴克里先的这一举动显然已经将罗马与拜占庭世界一分为二。

与他人分享权力显然是十分危险的游戏，要冒着为自己培植强大对手的风险，但马克西米安证明了他作为同盟者的忠诚之心。戴克里先一方面为胜利而喜悦，同时意识到两个人联手依然难以抵抗侵犯边境的入侵者大军，因此将皇权再次分割，任命了两位执政官，称之为“恺撒”（Caesars）。这两位恺撒被赋予了足够大的权力，能够调动军队，甚至制定法律，大大减轻了两位上层统治者的执政负担。这四个人如今被称为帝国统治阶级，虽然在当时能够非常有效地治理国家，但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种“四帝共治”（Tetrarchy）制度带来的到底是敌人还是盟友。

此时此刻，戴克里先的宏图大志才刚刚起步。骤然减轻的工作量让他得以对混乱不堪的官僚机构进行重组。打破杂乱无序的官僚体制，代之以清晰、高效的军事化系统，将帝国分割出十二个教区，每一个教区由一位代理人统治，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事务。收税变得更加便捷，钱财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戍边军队士兵的武器装备得到极大补充。预算充裕，疆土无忧，戴克里先毫无疑问完成了稳固皇位的划时代创举。

没有任何人比皇帝本人更清楚，权力顶峰的位置是多么的危机四伏。暴乱变革不断发生，因此军队只忠于皇帝个人，而并非虚幻的皇位，这一状况本身极不稳定，充满危险。无论力量多么巨大，魅力多么非凡，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让国土之内的每一位人民都幸福安康，一旦弱点暴露，内战便会随之爆发。很早以前，延续很久的朝代的皇室血统能够震慑野心，但到了现在，任何手中掌握军队的人都能够自立为君主。为了打破这一叛乱和内战的怪圈，戴克里先需要确保皇帝的位置受人崇敬，不论谁登上这个位置。

这是古代世界最为伟大的抗争。有序的继承制度需要的是稳定和平，但通常这样的稳定和平恰恰都是由暴君带来的，每一个独裁者都为攫取权力寻求正当理由，正是这种行为逐步破坏了继承制度。在任何情况下，将皇权这一概念进一步强化的想法最终都在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面前败下阵来。最后的五十年中，皇帝从军队中诞生，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地证明自己也具有帝王之才。他们与军队共同进餐，为他们的笑话开怀大笑，仔细倾听他们的忧愁，尽心尽力维持他们的忠诚。这样的平易近人是必要条件；如果不这样做，你就很可能会忽略最初诞生的一丝不满情绪，星星之火最终将演变成内战的熊熊烈焰，然而这样一来也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皇帝并非生来神圣，也不过是一介凡人。凡人意味着可以随意被杀死，或者被取代；如果他不具备扭转乾坤的才能，自己也会被赶下皇位，所有曾经的伟大成就最终都将破灭。

罗马帝国有着一直延续的悠久传统：将专制的本质掩盖在民主共和的表象之下。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甚至谢绝冠上皇帝的头衔，而是选择以无伤大雅的“第一公民”作为自称。在三个世纪多的时间里，罗马军团都骄傲不已地以“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PQR）3自称，似乎这样一来他们就代表了人民的意愿，而非暴君的命令。但如今，戴克里先希望改变这种现状。帝国皇权不再隐蔽在漫长、腐朽的所谓共和体制之后。赤裸裸暴露出的皇权才能让人民感到敬畏，反之，一味地伪装成“第一公民”只会激起民间叛乱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