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军在拉海圣庄园的顽强防守对拿破仑的最终失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诗人罗伯特·骚塞所说的那样,拉海圣的确是“冲突的热点与中心”。
盟军在拉海圣庄园的顽强防守对拿破仑的最终失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白天,拿破仑有两次都快要击败威灵顿了。第一次是刚过午后,埃尔隆伯爵的军团几乎击穿了盟军中央部队,当时其左翼接到的重要任务是攻克庄园及其身后的十字路口,可惜他们遭遇了巴林少校的部队,没能完成任务。第二次是傍晚时分,拿破仑眼看就要获胜了,当时他在庄园失守之后调动了炮兵以及增援部队。1此外,还有一点必须记住,从午后埃尔隆的进军路线开始,直到几小时后法军集中兵力对盟军中央部队发动最后进攻,在此期间拉海圣就是法国步兵的主要目标。到最后,埃尔隆手下的4个师中有3个参与了攻打庄园的战斗。法军的伤亡很大一部分都发生在拉海圣附近。在东泽洛的第2步兵师部队中,2旅旅长(奥拉尔)和第51线列团的指挥官相继战死;第51线列团1营的指挥官——佩尔内和戴夫因上校负伤;在第1步兵师的布儒瓦旅中,第28线列团2营的指挥官马伦上校受了致命伤,第105线列团2营的指挥官邦尼特战死,第105线列团指挥官简德利负伤。除军官外,在拉海圣争夺战中,法军普通士兵还有大约2000名伤亡。正如诗人罗伯特·骚塞所说的那样,拉海圣的确是“冲突的热点与中心”。2
因此,1838年,威廉·斯波恩上尉制作的那套著名的滑铁卢战役全景模型将战斗的高潮定格在晚上7点45分,也就是法军受挫未能夺回拉海圣之后不久,这绝不是巧合。如果能早点拿下拉海圣,那么拿破仑几乎肯定能击溃盟军中央部队,在普鲁士大军增援之前就已经击败威灵顿了。两位指挥官犯下的关键性错误都与拉海圣有关。拿破仑在白天早些时候对此不够重视,未能投入足够兵力夺取该地。同样,威灵顿也是直到最后一刻才意识到拉海圣的重要性。
当然,巴林并不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打赢了滑铁卢之战,还有其他许多人,包括霍高蒙特的守军、近卫军骑兵队,尤其是布吕歇尔,他们都在战斗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确,肯定是英国骑兵在午后守住了庄园,没让对方得手。然而,与霍高蒙特的防守不同,对拉海圣及其周边的争夺并不只是“战役中的一场战斗”而已,3当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里,此地进行的就是这场战役本身。
巴林和他幸存的部属回顾过去,他们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共不到400人,全都浑身湿透、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开战之前,有些人甚至宿醉未醒。尽管一整个下午,守军兵力不断得到加强,但他们的人数一直远少于对方。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保卫庄园。自午后起,他们不断经受大大小小的进攻,以及炮击的威吓,虽然炮击的效果不大。他们的肩膀被枪支的后坐力撞得血肉模糊,嘴里都让火药染得漆黑。4他们劳累过度、饱受烟熏火燎、不断用牙齿咬开弹药筒,再加上之前灌下的那些酒,那时必然十分口干舌燥。在狭窄的空间里目击死亡,看到伤员遭受的痛苦,他们的精神一定饱受折磨。然而,守军坚持守住了这关键的5个小时,一分一秒地耗尽了拿破仑的时间。弗里德里希·林道和路德维希·达伦多夫等人身上多处负伤,还一直坚持不下火线。当拉海圣被敌人攻陷之时,即使当指挥官和部队里的其他人最后逃离的时候,殿后的官兵仍然服从命令,坚守在屋内。第2轻步兵营遭受了大约40%的伤亡,接近滑铁卢战区所有作战单位的最高伤亡率,尽管他们到最后已经几乎无法支撑,但并没有彻底瓦解。5巴林的部下就像骚塞在诗中所说的那样,是“威灵顿战线上的铆钉”,没有人能将其拔除。
可以将他们的表现与威灵顿阵线的另一个环节——霍高蒙特城堡——进行比较。二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霍高蒙特城堡从未失守。但究其原因,却并不是因为其防守部队比拉海圣的强,而是因为尽管法国的雷耶将军在此地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兵力,但他的任务不过是分散盟军的注意力而已。况且,守军在兵力上也不像拉海圣一样与敌人悬殊那么大。但在其他方面,这两场战斗却非常相似。两处都是国际兵团联合作战——尽管近卫军表现突出,但拿骚人在霍高蒙特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这两场战斗都在十分有限的空间中展开,而这正如约翰·基冈所说,可能激发了守军的某些领土主义思想。6最后,在霍高蒙特和拉海圣,驻守部队的伤亡人数都远高于军团大部队——比如吕讷堡营以及英王德意志军团第5和第8线列营——他们在步兵形成方阵之前就被敌人的骑兵冲锋拿下了,于是在之后的战斗中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7这表明部队的凝聚力大小主要不是取决于其伤亡人数多少,而是在于士气。虽然吕讷堡人在法国胸甲骑兵手中的实际阵亡人数较少,但对方的冲锋对幸存者们打击太大,让他们失去了战斗意志。在此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士气,而不是兵力。
为什么巴林的部队能坚守阵地这么长时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深入研究人们如何才能勇敢作战这个巨大的奥秘,这是许多学者之前已经研究过的课题。8对于我这样一个久坐书斋的历史学者来说,这个问题尤其令人难以捉摸。人们很容易将守军的这股韧劲归因于某种初级群体的凝聚力,这是一种基于长期共同活动(通常具有相似地缘)而形成的密切关系。9按照这种说法,在巴林军中,士兵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汉诺威,他们都是同乡,关系密切,大家并肩作战,共同经历了许多战斗。
但是这种说法有两个问题:第一,所有军团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汉诺威人,而是外地人;第二,虽然第2轻步兵营的人的确都参与了战斗,但在拉海圣庄园围困结束的时候,他们的人数是少于其他盟军部队的。根据记录,庄园建筑内还有另外5个军事单位的人:英王德意志军团第1轻步兵营、第5线列营的轻步兵连队、该营其他连队一些掉队的散兵、躲过了法国骑兵首次冲锋的部分吕讷堡人,当然还有拿骚人。第8线列营的一些散兵游勇可能也在败给法国胸甲骑兵后来到了拉海圣。此外,原第2轻步兵营的守卫部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包括比德曼中尉在内,在战斗开始之后被法国骑兵冲散,没能重新回到拉海圣庄园,而是一整天都在对面山坡上与某个盟军方阵待在一起。简而言之,整个下午,一直在拉海圣并肩作战的那些人里,有许多可能之前素昧平生,有些人甚至不属于同一支部队。像古往今来的无数士兵一样,一名指挥官倒下了,在幸存的官兵中军衔最高的就站出来接替指挥,他们就这样继续战斗。10
他们也不是由于对上司心怀畏惧,而被铁的纪律约束在一起的。众所周知,逃兵会被判处死刑,我们也听说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在战场上,作战方队或线列中的士兵们,若是离开了自己的位置,会被军士推回去,被军官用剑背殴打。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军官冷酷无情,而是因为一旦打乱了阵型,可能就会给所有人带来死亡的厄运。然而,在拉海圣庄园并没有用到这些方法。这个军团也使用鞭刑,但是以体罚较轻而闻名的。此外,驻军大部分都是各种轻步兵,因此他们惯于单兵作战,并不总是待在长官的眼皮子底下。长官和军士们在线列步兵的战场上使用的那种体罚恐吓根本是不可行的。他们也不是因为害怕走出相对安全的室内就会被敌人击杀。诚然,要想逃跑,无论是穿过田野向西逃,还是沿着大路向东逃,都在敌人不间断的火力攻击范围之内,再者路上随时可能遭遇对方骑兵或其他小股部队,这是非常危险的。然而,大多数时候,出入庄园的道路并没有被完全切断,庄园经由菜园与主要阵地相连,信使就是走这条路离开的,增援部队也是走这条路到达的。驻军中要是有人想从这里逃走,困难肯定不少,但绝不是不可能办到的。但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
思想因素在提升战斗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看到许多军团士兵是由一种强烈的日耳曼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他们决心要结束拿破仑的暴政。11这无疑有助于支撑着他们度过那个漫长的下午。与16、17世纪欧洲的军事冲突相比,宗教动机在军团士兵中似乎并没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或其各种变体,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意大利、西班牙或爱尔兰,对于人民奋起反抗法国或英国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宗教对拿破仑在英国和普鲁士的反对者来说,也并非无关紧要。12汉诺威人大多数是路德派教徒,不限制圣公会的礼拜,这也是事实。他们沉迷于所有传统的虔诚形式,这从他们去贝克斯希尔的教堂做礼拜就能看得出来。然而,并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们在滑铁卢作战时受到了任何宗教信仰的驱动。
得到同伴的认可肯定更为重要。荣誉不仅对于军官们来说是重中之重,对于普通士兵来说也是一样的。13所有人都赞同的说法是,不愿意被别人看到自己胆小退缩,这促使战士们迸发出更加强大的力量。守军对其领袖的高度信任也给了他们力量。威灵顿公爵在许多方面无疑是冷酷精明的,但事实上他不仅得到了英国军队的忠诚,也成功地收服了他所指挥的外国军队,得到了他们的忠诚。毫无疑问,英王德意志军团的军官们热烈地回应了威灵顿对他们的高度重视。而普通士兵们则信任他们的长官,面对敌人压倒性的优势,他们一再表示愿意继续战斗。然而,这种服从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官兵之间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那就是士兵绝不会被要求白白送死。总是有这样的时刻,似乎此时撤退或投降已不可避免,没什么可丢人的。14当庄园即将被攻破的时候,士兵们再次向巴林保证自己愿意继续战斗,只要能给他们再配备一些弹药。这就隐隐说明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