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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物质匮乏时期,那时购买所有的商品似乎都要凭票证,买米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买日用品要商品供应证,唯独生儿育女无需凭证,没有准生证这一说。于是,在这间小屋里,弟弟妹妹们像雨后春笋般来到人间,全家从五人增加到九人。三代九口人,住在一间10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挤在两张床上睡,随着孩子们年龄逐渐增大,这种状况越来越难维持下去。

于是父亲想出了个床上搭床的办法。在父母睡的大床上面,用绳子掉着一张竹板床,悬在半空中的这张竹板床,成了我生平第一张可以单独享用的床。这床类似于火车硬卧的中铺,大床应该算是下铺,用木板搭建放杂物的搁层算是上铺,但上上下下远没有硬卧方便。熄灯睡觉后,假如我突然想拉屎拉尿,先要叫醒奶奶,她坐起身来,划着火柴,点亮油灯。我在灯光照耀下,才能起床,看准大床上的空隙处下脚,悄悄走下大床,落在地面上,走到床角落去方便。如果没有灯光照亮,很可能会踩到大床上的人。好在我从小就养成了“睡前一泡尿,睡觉不拉尿”的好习惯,一般夜间不会惊动别人。

更令我烦恼甚至痛苦的是,睡在悬空的竹板床上,只要稍微一动,就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这响声在夜深人静时被放大。

而此时的我正处在青春发育期,灵与肉的躁动令人不安。往往一觉醒来,便会胡思乱想,朦胧中意识萌发,热血上涌,身体膨胀,禁不住会辗转反侧。于是,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响起,是那样刺耳,那样令人难堪,仿佛是在宣告着什么。我像个怕被人发现的小偷,赶紧停住了响动。

然而,压抑着的欲望像潮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青春的火苗越烧越旺,难以扑灭,又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响起,我的理智在黑暗中哭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是在“动”与“静”这矛盾的焦灼中度过的,我不知道饱受过多少次灵与肉搏斗的煎熬。

我们兄妹六人像一群挤在小窝里的雏燕,终于渐渐长硬了翅膀,相继飞上了天空。我们先后考入了师范学校、工艺学校、卫生学校、共大总校……在广阔的天地间奋飞。离开塔下小屋至今已经40年了,我对它的那份特殊情感却挥之不去,越陈越香。尽管我到过西安的大雁塔杭卅的六和塔,然而,故乡绳金塔那金色的塔顶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那样耀眼、那样壮观;尽管我住过两室一厅三室两厅,然而,当年从两块明瓦中照进来的那一束光柱在我的意识里,永远是那样明亮、那样温馨;尽管我吃过龙虾宴鲍鱼宴,然而,塔下小屋过年时母亲用鸡汤、藕粉、肉丁、豆腐丁、红白萝卜丁做成的糊羹,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那样鲜美、那样难忘。

(全文完) 。。

嬷嬷

按照老家山背村的传统习惯,我们一直把祖母叫做嬷嬷。嬷嬷名叫辜大妹,家里有四姊妹,她排行老大,自然叫大妹。嬷嬷出生于1896年,比毛泽东主席诞生晚两年,凑巧的是,她比他去世也晚两年。一个被亿万人敬祝万寿无疆的伟人,一个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一辈子的凡人,生命的长度是相等的。人世间有多少不平事,唯有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

19世纪末中国还处在男子疏长辫的满清时代。这个时代给嬷嬷留下了终生痛苦的印记,那就是一双不到5寸长的小脚。

嬷嬷幼年时便缠了脚,慢慢地足部骨骼拗折畸形,最终成了五个脚趾裹成一团的小脚。这种小脚只能穿布鞋。在我的记忆中,嬷嬷从未穿过皮鞋、胶鞋、凉鞋、拖鞋,她一辈子似乎只穿过一双鞋,那就是她自己缝制的布鞋,因为只有一种样式,所以在我眼里,始终只有那一双鞋。

我的祖父赵乾元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地过日子。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在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惨案。中国军队企图抵抗,组织了武汉会战以图阻挡日军进攻的步伐,然而无济于事。武汉会战之后,1939年3月,冈村宁次调集日军三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向南昌逼近。南昌的老百姓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举家逃难。

位于南昌至向塘公路旁的山背村,是日军进攻南昌的必经之路,乡亲们像无头苍蝇一样随着人流逃窜。

嬷嬷带着儿女们是最后一刻离开了山背村。她的婆母年岁已大,又舍不得自家的房屋,坚决不肯离开家乡。3月17日,日军开始进攻南昌,山背村被日军放火烧毁,留在家里守房屋的老人,和房屋一起化为了灰烬。

嬷嬷拖着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刚成年的儿子,带着一个跛腿的养女,随着逃难的人群艰难地前行。逃难路上的经过,嬷嬷并没有给我讲述过。我想那肯定是一个恐惧、焦虑、疲惫、饿无定食、居无定所、难而无助的漫长过程。不知走了多少天,终于到了抚州,迎接她的是人生中又一道难关。

抚州成了嬷嬷揪心裂肺的地方。

据史料记载,日军用了10天时间攻下了南昌,然后向西进发,4月2日攻下重镇高安。4月20日中国军队74军和51师渡过锦河,与日军在高安激战,双方伤亡惨重。此后,由于兵力不足,日军暂时停止进攻。

离开南昌向南逃难的人群因此在抚州得以喘息。日军虽然没有从陆路攻打抚州,却经常派飞机到抚州等地轰炸。尖锐的警报声响起,人们都纷纷躲进防空洞。有时警报声响过几遍之后,飞机却迟迟未出现。这样的情况反复多次之后,不少人便产生了侥幸心理。

那天中午,防空警报又一次响起,嬷嬷带着孩子们躲进防空洞,洞里人群密集,空气污浊,几个小时过去,并未看见飞机的影子,又是一场虚惊,人民骂骂咧咧地散去。傍晚,警报声再一次响起,接受了中午教训的大儿子不听劝说,执意要留在做临工的瓷器店里,嬷嬷只能带着小儿子和养女躲进防空洞。

“想不到日本鬼子的飞机真的来了,还丢了好多炸弹。”嬷嬷事隔多年之后给我讲述时,心情依然沉痛。“第一颗炸弹就把瓷器店炸了,活生生的后生崽俚子就这样炸死了。真是造孽啊!”

早年丧夫的嬷嬷,忍着中年丧子的巨大悲痛,擦干眼泪,带领全家,为了生存,继续向南走,终于在南丰找到了立脚之地。

在南丰定居后,已长大成人的父亲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他像现在进城打工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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