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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2页）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听了中央电台广播的两个《决定》之后，十分恐慌，凭着他们的政治嗅觉，感到末日将至。据曹大澄在《余党末日》中记载，“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上海市委宣传负责人叫嚷：“刚才北京广播了中央的两项决定，他们这一手高明，他们捞了资本，这是烟幕弹，我们再也不能等了，马上制造舆论进行反击，要针锋相对！”他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只有干，而且要大干。要在早晨6点之前出动民兵进驻上海电台、报社，电台要广播《告全党全国人民书》、《告世界人民书》，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的口号！”接着，他跑到报社，要报社不要登“北京发布揪出反党集团的消息和新华社发的整我们的消息”，“要登我们的东西”。他窜到上海电台检查播音室，叫喊：“你们不要转播中央台的广播！”

有人回答：“中央台的中波是阻挡不住的，打开收音机，老百姓都能听到！”

“你们开动干扰机，干扰中央台的广播！”

“机子不够，中央台的功率大，我们干扰不了！”

在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他们无可奈何！

公开点名　　放开报道

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宣传报道中政策和策略并用，虚虚实实，例如，对于过去与“四人帮”联系密切的一些单位和人，在没有弄清问题以前采取回避的办法，暂不宣传，但又偶尔有意提到某单位和人的名字；对上海等地的来稿严格掌握，慎重处理，但又不是完全不用；对“四人帮”插手的戏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原则上停播，但又要有计划有选择地播放一点。这样布下迷魂阵，使那些惶恐不安、想铤而走险的人抱有某种幻想，一时下不了决心。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在10月15日的《新闻报摘》中，经请示播出了《人民日报》刊登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拥护两个《决定》的消息。

除了严格控制的一面，还有着意加强的一面。除了连续报道各地群众对《决定》的反应以外，在文艺节目中反复播放《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这几首歌曲在1971年林彪叛逃后，在后来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都曾经反复广播过，那时毛主席、周总理在许多场合带头唱，周总理多次提倡、指挥群众唱过这几首歌。

不难看出，这时宣传的政策性和策略性非常强，必须严格执行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却十分困难。耿飚回忆在广播局这段工作时说：“这些事下边和外边都不知道，电台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在那里呆了8天，8天可真是战斗生活，连晚上睡觉，衣服也没有脱过。”

为了更好地掌握新闻舆论，10月15日中央成立了“宣传口”，把报纸、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统管起来。耿飚从广播局调到“宣传口”，张香山接替了他在广播局的工作。

不管宣传上如何注意策略，由于中央的内部通知和宣传上的引导，人们已在广泛传播“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一旦证实了这一消息，群众中便爆发出遏制不住的激情。积之日久，其发必速！17日，上海200万产业大军首先走上街头游行庆祝，18日由中央电台广播了这一消息。接着上海700多万人、天津200多万人走上街头，规模越来越大，情绪日益高涨，大家欣喜若狂！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人稳不住了！北京人憋不住了！有的单位、机关自发地在院子里游行庆祝。此时，中央决定放开，让大家走出来。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公开喊出了“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口号，欢呼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至此，粉碎“四人帮”16天之后，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才完全放开，中央电台组织记者四处采访，集中地连续地报道了各地的欢庆活动。

中央决定，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大会实况。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7）

转播实况　　千虑“一失”

决定开庆祝大会是紧急的，决定转播也是紧急的。为此，中央电台成立了由时政记者陈寰、刘振英和播音员方明、王琪组成的转播小组，由我负责，立即投入准备工作。

中央电台的转播室设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殿西南角处，从1949年开国大典的转播到后来的多次转播，转播室都在这里。所谓“室”，过去只摆放几个话筒，没遮没拦，现在由一人多高的有机玻璃将三面围住，朝后的一面和朝上的一面都是敞开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把来自四周的声音播出去。

准备工作的量并不大，像这样重大的政治活动的转播，转播稿不会长，主要是准备好和处理好开头、结尾的部分，更多的精力用于与台内多方的联系、协调，以确保安全播音。为此必须做过细的工作，丝毫疏忽不得。当夜深人静时，我们登上天安门一遍又一遍地试话筒、试线路，一切都做到最佳状态。

整个转播，最紧张的是大会正式开始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领导人从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殿中走出来到宣布大会开始，这段时间很短，但要做的事却不少，掌握不好最容易出大错。例如，要抢时间把领导人的名单报出去。而核定出席领导人的名单、确定其先后次序是最难的，而又处在领导层的大变动中，弄不准就可能出政治事故。名单确定后，是播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单（内部称为“小名单”），还是播出所有领导人的名单（内部称为“大名单”）？一看时间长短，二看领导人到达的早晚，三看领导人的名单有多少。名单报早了，有的领导人还没有到；名单报晚了，容易与宣布“大会开始”相重叠。为争取主动，一般只报小名单，会后在结束转播前再从容报大名单。说起来轻松，要临场处理好须格外用心。

这里，我想追溯一下毛泽东主席当年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庆典、###时转播的准备情况。转播之前，须做模拟测试。那时，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先到大殿休息、接见中外来宾。庆典开始前，由大殿走出来，走到城楼中央的栏杆边，这时候，广场上军乐队奏起《东方红》，然后宣布活动开始。大家知道，从大殿走到栏杆只有几步路，为了准确掌握时间，事先有人模拟毛主席走路的速度，测出走这段路的准确时间，由此算出最多能播多少字。因为播音“室”离城楼中央较远，殿内的活动看不到，主席出来时周围拥满了人，看不真切又不敢贸然播出。每遇到这种情况，事前总要商定两种办法：（1）时政记者在现场，当主席起身向外走时，记者举手为号，便开始播出：“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2）如遇到特殊情况，或记者恰巧不在现场，便以军乐队奏起《东方红》为号，开始播出（这些做法都是不得已的办法，当时没有现代化通讯设备，现在好办多了）。这时候，只能选择最准确、最简炼的语言。时间，太宝贵了！

以上介绍了一些在天安门转播的情况和知识，说远了些，但与下文有密切的联系。华国锋同志新担任了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在庆祝大会时应该如何转播？是按照毛主席的活动那样转播，还是应该有所变化？他从大殿走到栏杆会用多少时间？他出现时奏什么乐曲？这些都是新问题，心中无数，也无先例可借鉴，只能设想多种方案、几种准备。后来决定当他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时奏《歌唱祖国》的乐曲，听到乐曲便可以播出，我们心里才踏实了一些。

10月24日下午3点钟开庆祝大会，上午9点多我们就到了天安门城楼，反复试播、检查，自认为想得再周到不过了。从下午2点50分开始转播，到3点大会开始后，转播都是顺利的，但是没有料到，在大会结束时，转播出了问题。

我们原来设想，等大会宣布结束，播音员开始播出结束语，转播即告结束。这种设想基于这种考虑：华国锋同志初任主席，在大会结束后，可能不会像毛主席那时再走向东、西两边向群众挥手致意，转播拖的时间长了不紧凑，说不定还会出现一些杂音或不该出的电视镜头；大会已经结束了，停止转播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当宣布大会结束以后，华国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