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11部分（第1页）

萨达姆·侯赛因看了海尔丹·塔克里蒂一眼，说：“拉希德兵营为我们准备一架飞机，送纳伊夫去摩洛哥当大使。”

萨达姆走进纳伊夫的房间，对他说：“阿卜杜拉·拉扎克，我和你现在就离开共和国宫。要记住我的手枪就在身上。我们将经过卫队，他们将向你敬礼，你要像往常一样还礼。然后我们上你那辆插着国旗的政府车子，你先进，我坐在你的旁边。你是很清楚的，如果在汽车里你敢讲话或有什么举动的话，你将自食其果，你同意吗？”

纳伊夫回答说：“好吧。”

萨达姆跟着纳伊夫离开房间，静静地肩并肩走着。卫队向这位总统敬礼，他像往常一样还礼。卫队根本不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接受这样的礼遇。

到了大门口，汽车门敞开了，纳伊夫首先上车，萨达姆跟着进去，坐在他身旁。在前排，萨拉赫·奥玛尔·阿利坐在司机身旁。

在拉希德军营已准备好了一架军用飞机，并安排一些党内同志“护送”这位“新大使”飞往摩洛哥赴任。

飞机发动了，巴尔赞、萨敦·沙吉尔、贾法尔·贾法里、阿德南·沙里夫站在舷梯上，等待这位一去不复返的旅客登机。纳伊夫和护送人员全部登机并在座位上坐定后，等候在机舱内的萨达姆在走下飞机前将缴获的纳伊夫的手枪物归原主，并对他说：“这是你的手枪。等你抵达摩洛哥后，萨敦·沙吉尔再将子弹还给你。”

飞机起飞后，萨达姆掏出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深吸了一口气，就像一块压在心头的千斤重的石块落了地。

萨达姆乘车返回共和国宫，走进总统办公室，瞥了贝克尔一眼，说：“还剩下易卜拉欣·达乌德。”易卜拉欣·达乌德当时不在伊拉克，自1967年以来他作为驻扎在约旦的伊拉克部队的督察从没有回来过。于是，海尔丹·塔克里蒂同一位名叫哈桑·纳吉布的军官复兴党成员进行联系，要他们立即逮捕易卜拉欣·达乌德。但纳吉布对当时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而逮捕部队的督察事关重大，因而他佯称电话听不清。于是萨达姆当机立断，派一架军用飞机飞往约旦，指定萨拉赫·萨利赫带领一些可靠的同志将其抓获，前后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萨达姆坐在总统办公室的椅子上，镇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放在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面前，这是他事前起草好的《7月30日声明》。

总统拿起声明读了一遍，他发现签名的是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于是问萨达姆：“这是怎么回事？”艾布·伊德说：“我认为海尔丹·塔克里蒂和萨利赫·迈赫迪·阿迈什都当不了武装部队总司令，非你莫属。”贝克尔将声明抄写了一遍，同萨达姆一起走出办公室，前往广播电台。1968年7月30日晚7点整，通过短波向伊拉克人民大众、阿拉伯民族和全世界宣布7月17日革命是神圣的，伊拉克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恢复了它的人民性，已将革命交还给人民。

序篇

如果说夺取政权只是革命进程中小规模的战斗，那么更大的战斗序幕已经拉开了。

对于革命者来说，政权并非最终目标，而只是开始，换句话说，是另一场更艰苦斗争的序幕。

7月30日晨，伊拉克无论在思想理论还是在实际工作方面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都堆积如山。的确，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现在掌权了，也有了自己的理论。但尽管如此，这些理论不管多么深刻和全面，如果党的领导人缺少政治头脑和发自群众内心的热情，也不会变成现实。

对这点，萨达姆·侯赛因是很清醒的，因此，他的才能不仅表现在夺取政权前所进行的秘密的、公开的斗争中，也表现在复兴党掌权后领导伊拉克人民进行建设，将梦想变成现实的斗争方面上。伊拉克工程师协会主席称他为“革命的工程师”，并非夸大其词。

历史是写给活人的

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性人物一般在内心深处对历史都藏有一种过分的感受，不管他承认与否。这种难以抑制的感受有的是发自内心的冲动，有的是根深蒂固的本性所决定的，但往往表现了他们的动机和意识。

当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这同时代不同有关系，时间、地点也起一定的作用。例如，古埃及的国王们建造了巨大的金字塔、雄伟的寺庙，将他们一生的功绩、胜利的消息都刻在墙壁上，供后代人读、看，冀图名垂千古；古巴比伦人、亚述人也是这么做的；而古希腊罗马人则给后人留下了寺庙、雕塑、石柱、坟墓和凯旋门的古迹。他们这种历史的感受为的是自己长存，如果不是永垂不朽的话。

时代变了，在现代，随着社会、文化运动的发展，雄伟的寺庙、巨大的建筑艺术不足以代表一个时代或体现某个人的伟大，因为人民不再是一团星云，对国王、神唯命是从，因而当代领导人的历史感受开始以另外一种形式显现，就是对写自己的历史直接表示关心，尤其是对一生中的转折点颇为重视。

从阿拉伯历史的角度，萨达姆对如何撰写历史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首先从一般哲学角度出发提出“为谁写历史，如何写？是为活着的人写，还是为死了的人写？我们为什么坚持公正地撰写值得写的个人的历史？”三个方面的问题。

他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说：“历史当然是为活着的人写的。为英雄人物作传不仅是对那些为祖国献身的人表示的一种敬意或作为一本证书发给他们，而更主要的是作为后来人的教训和榜样，勉励他们前进，超过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历史不是写给死人的，不是为大理石的陵墓写的。耶稣曾说过：‘让死者去掩埋他们的死者吧。’这就是说，生命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是最为忧虑的事。如果我们不能同活着的人谈，指导他们，对那些已死去，只是在头脑里和心目中没有被忘记的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如果历史不是写给活人，指导他们，就失去了作用和积极意义，也就失去了写它的理由。”

萨达姆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回答说：“难道我们可以设想有朝一日社会和生活会在没有领导人和各级领导的情况下朝着既定目标的道路上前进吗？回答是否定的，不能那么去设想，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先例。”接着他指出：“领袖既是社会的儿子又是父亲。前者是指社会培养、造就了他，后者则指他对社会所担负的领导作用。当领袖作为社会的父亲时，不应是落后的、氏族式的父亲，即封建家长，他的父道应体现在革命的、民主的关系及相互反映上。”

萨达姆不否认个人的伟大和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但他认为英雄气概也是社会带给他们的。他说：“我们不应忘记英雄气概也基本上是社会的产儿，因为如果当时的社会不准备作出牺牲、提供条件，就不会诞生英雄。我们应在这样的基础上将个人的作用、牺牲精神同社会正确地联系起来，从而在谈到社会、人民大众的作用时，不要抹杀个人的作用；相反，在谈到个人时，不要忘记人民大众。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

萨达姆作为理论思想家和政治领袖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在讨论全国和民族教育委员会为修改教材起草的一份报告时指出：“我们为指出某个人怎么伟大，有哪些业绩，不能不考虑他所处的时代和所经历的历史事件而孤立地去谈，应同时代、个人的能力及所处的历史环境等一系列因素联系起来谈，在正确的范畴内突出某个人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