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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引　　子

公元395年，欧亚大陆的另一端，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历经近10个世纪的辉煌后，分裂成东、西两部分。同一年，驰骋于中国北方一个叫北魏的国家，与一个叫做后燕的国家在今天的内蒙古凉城，进行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决战，并大获全胜。第二年，也就是公元396年，北魏政权的开创者，鲜卑人拓跋，大大方方地宣布称帝，向世人宣称，他本人已经成为中国北方惟一合法的帝王。此后，这个帝国逐渐统治了整个北方。中国历史也以这一事件为标志，进入了历时近200年的南北分治状态——实际上，自晋帝国政府被迫迁都建康的时候起，南北朝的格局已经形成。公元4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发生在东、西方的两个类似的分裂事件，前后仅相差一年。

此后，汉人的政权就在建康（今南京）这个偏安之都，像走马灯一样“朝起朝落”。到了梁武帝时期，中国南方已经经历了晋、宋、齐、梁四个朝代。南、北的各自为政，正好提供了一对可供对比的参照系，让我们更加方便地跨越交错的时空，以大历史的眼光，考察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相关情况。

历史总是惊人地重复着类似的故事。就在印度著名的阿育王为自己举行登基仪式①的772年后，公元502年，在中国南方的都城建康南郊，也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登基大典。这场登基大典的主人，就是38岁的萧衍——史称梁武帝。此后，他的统治一直延续了47年。两位相距700多年的皇帝，虽然一位在印度，另一位在中国，却有着突出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在位期间都极力地推崇佛教，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①两位皇帝也在佛教史上分别博得了“佛教护法”与“转轮圣王”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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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试，助人助己（1）

梁武帝名叫萧衍，《梁书·武帝本纪》记载，他的家族属于南朝的四大望族之一，传说是汉代名相萧何的后代。这一记载是否属实，我们不去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家族确实有出身望族的渊源，不幸的是，由于某些无法了解到的原因，到了魏晋时期，萧姓的官位始终居下不高，家道逐渐衰落。但到了萧衍的父亲萧顺之这一代，机会来了。萧顺之看准时机，拥戴他的族弟萧道成为皇帝，逼迫南朝宋帝下台，改朝换代建立了南齐帝国。此后，作为开国之臣和重要僚属，萧顺之备受重用。不过，萧顺之之所以被委以重任，不光是因为他排队有眼、抬轿有功，更有他才德出众的原因。据说，当朝有很多人赞誉这位能臣“文武兼资，有德有行”。这种溢美之词用在一位大臣身上，已经如同赞美一位古德圣人了！随着他地位的上升，家道出现中兴的迹象。据说，那位齐高帝始终不忘萧顺之的拥戴之恩，一直想找机会再次提升他的官职，甚至想把扬州刺史的重任交给他，遗憾的是，高帝在位不久就死了，这个愿望也随之成为历史。

随后即位的齐武帝，对功高盖主的萧顺之心存猜忌，因此，这位开国之臣欲居台辅要职的理想，也就化为泡影。官高职虚，使得这位满腹政治抱负的皇叔施展无门，心情异常苦闷，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整日里郁郁寡欢，不久就英年早逝，撒手人寰。

那时，由于科举制度还没有确立①，官吏的任命，除了世袭就是推荐，当然推荐者与被推荐者，都必须有显赫的家族背景。萧衍的家族比较特殊，也算是皇亲贵戚，因此，他刚一做官就得以在当时著名的大将军王俭手下任职。萧衍不仅对自己分内的工作相当努力，而且才华出众头脑灵活，办差认真又善于处世应对，极受上司的赏识，官职一升再升。据说，王俭曾毫不掩饰地对人夸耀说：“萧郎30岁以内将官至侍中，以后则贵不可言。”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王俭是一位看相算命的能手，这种富于预测性的结论，很可能是王俭对于部下前途带有经验性的判断。但恐怕当时连王俭自己也没有想到，这“贵不可言”到底意味着什么。“30岁以内将官至侍中”云云，也很可能是后世的附会之言，但王俭对这位部下的赏识是不言而喻的。

萧衍的一大过人之处，表现为他对于时事具有出色的判断与分析能力。有一件事情曾令他的好友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萧衍29岁那年，齐武帝突然病重，当时的权臣王融曾秘密策划拥立与他关系密切的竟陵王萧子良①为帝，企图“废昏立明”。不想，阴谋很快败露，作为主谋，王融获罪下狱并被赐死。这些看似偶然的事情，却早在事发前就已经由萧衍像说故事一样讲给他的好友范云听。事后，范云发现萧衍对这一事件的判断和对结局的预计，简直就是如影随形，分毫不差。其实，此前王融曾找到同是竟陵王萧子良座上客的萧衍商议此事，萧衍却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冷漠，不仅没有在这件“义举”上伸把手，反而不动声色地看着好友王融一步步滑向深渊，最终被杀。

由于萧衍在这场未遂政变中，头脑清醒地充当了一位旁观者的角色，其后，官位频频得到提升。但是，就在他官运亨通之际，父亲突然去世，按制他只得去职为父亲守丧三年。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高官，不得不遗憾地暂时退出帝国的政治舞台。

守丧三年，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整整三年。按照当时的惯例，只要在两个周年后，再外加第三年的第一个月即可，也就是说只要经过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就算守丧期满。

这是中国传统孝道的一种普遍风俗，守丧期间，孝子必须回到老家，在父亲坟墓的附近搭建一座简易房屋，布衣素食，酒肉一概戒除。第一年饮食不仅简单，而且不得使用各味调料，一年后可以食用菜果之类的食品，直到两年期满，才可以食用酱、醋等调味品。这种非正常的饮食状态，必须延续到整个服丧期结束后，方能恢复正常。此外，在父亲下葬前，孝子只能居住在临时搭建的茅棚内，睡在铺满干草的简易床榻之上。先父下葬后，才可以将泥土披涂在墙壁上用以遮挡风寒。百日后，可对茅棚稍加修整。一年期满，可以搬迁到新建的房屋里，白灰涂墙、铺设简单卧具，两年期满可以复居正寝，但不可使用床榻，直到守丧期全部结束才可以恢复正常就寝状态。守丧期间，大多数时间用来追思先父的慈爱之心与种种美德，其他的时间可以读书、立志，此外的一切，包括功名、前程诸事都必须暂时放下。在以孝治天下的时代，守丧期间的操行往往成为检验守丧者本人道德人品及社会声誉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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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试，助人助己（2）

然而，时不待人，就在萧衍为父守孝的时候，外间的世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齐武帝死了，继位的新皇帝非常昏庸，毫不顾及臣僚们的劝说，只顾吃喝玩乐而使朝政荒疏。朝中的权臣萧鸾，私下密谋，欲图将其废掉，拥立当时名声很好的隋王萧子隆（时任荆州刺史）为新皇帝。

据《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九卷记载，此时萧鸾想到了正在服丧的萧衍，跑去征求他的意见。但萧衍对这个想法却不以为然，他坦诚地劝说萧鸾，不要只看到隋王有很好的名声，实际上此人只是平庸之辈，手下没有足智多谋的人相助，惟利是图的小人却围绕左右。他给萧鸾出主意，用高官厚禄引诱隋王的部下，以削弱隋王的势力，最后，以一纸书信便可将隋王“请进”京城，此计会使得呼声很高的隋王很快丧失自己的势力，成为一个纯粹的光杆司令。随着两人交往的不断深入，萧衍开始频繁地劝说萧鸾自立为皇帝。萧鸾得到这等鼓励自然心花怒放，何况他本人也早有这份心思。但是，要想实现这一宏伟计划，萧鸾自然少不了亲信谋臣们的帮衬。此时的萧衍虽在服丧期内，但他看清了这笔政治投资的回报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利益，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不顾祖制，身披孝服接受了萧鸾的热情邀请，出任他的高级参谋。

为了分化隋王的势力，萧衍亲自谋划，采取投其所好、各个击破的方式，将隋王的亲信一一收买后，一纸诏书，将已经变成光杆司令的隋王召进京城，委以一个名声很大的虚职。这样一来，隋王的势力被彻底分化瓦解，从此，不无野心的隋王本人也只能老老实实，再也不敢乱说乱动。萧衍继续施展他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帮助萧鸾肃清了可能对其造成重大军事、政治威胁的对手。这几手漂亮的运作，使得服丧期内的萧衍更加受到信任。

一切准备就绪，萧鸾很快将现任的皇帝废黜，临时找了一位听话的人充当新皇帝。在萧衍等人大力支持下，萧鸾开始堂而皇之地操控起朝政。

三个月后（建武元年，公元494年），万事俱备，萧鸾废掉现任皇帝，自立为帝，史称齐明帝。萧衍作为当朝第一功臣，在不长的时间里，官职连升两级。

齐明帝一上台，就毫不客气地将齐武帝的儿孙们杀了个精光。由于齐武帝登基后，萧衍的老父亲开始失势，因此很多史家怀疑，萧衍很可能在这场屠杀中充当了重要帮凶。对齐武帝的不满，导致他对于其后代产生成见或仇恨，是可以想象的。按照这种推理来看，萧衍当初没有支持王融实施“废昏立明”的行动，除了对于时势的判断外，很可能与他不愿意看到齐武帝的子孙继续承袭皇位有关。后来萧鸾欲拥立隋王（亦为齐武帝子）为帝时，萧衍极力反对，很可能因为隋王也是齐武帝的血脉。相反，他却力劝、怂恿本来与皇位继承系统毫无关系的萧鸾自立①，并且大卖力气，其中种种微妙，确实很耐人寻味。但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笔者不敢妄加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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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人要先救己（1）

就在齐明帝即位的第二年（建武二年，公元495年），北魏军队大举进攻南齐，萧衍奉命率偏师开往前线增援司州刺史萧诞。大军离作战地点还有百余里的时候，主帅听说北魏军队兵强马壮，竟然被吓得举步不前。无论萧衍如何劝说，主帅就是不肯动。于是萧衍只得派部将攻占贤首山，不想魏军很快切断通往贤首山的粮道，众将没有一人敢前去解围。无奈中，萧衍主动要求充当先锋，带领主帅拨给他的一部分精兵和自己的一些部下，趁黑夜登上贤首山，打退了魏军的进攻，并利用反间计使魏军发生内耗。就在敌军士气低迷之际，萧衍决定发起反攻，他的动员令是：“望麾而进，听鼓而动。”为了激励士气，他亲自挥舞大旗，鼓声震天动地，士气大振，萧诞的守军也趁势开城迎敌。魏军受到前后夹击，很快溃不成军，大败而逃。

据说整理战场时，有人在魏军丢弃的一个“巾箱”内，发现了北魏孝文帝给他前线指挥官的一道敕令：“听说萧衍善于用兵，我到之前不要轻易与其交锋。如果能俘获此人，江南则为我所有。”只是萧衍的动作快得多，还没等孝文帝赶到战场，魏军已经被打败，孝文帝称霸江南的愿望也就此泡汤。除战功外，这道来自北方敌国皇帝的敕令，虽然对于北魏的败军之将们已经毫无价值，但对于萧衍来说，却是顶级的“褒奖”。齐明帝萧鸾得到消息后欣喜异常，即刻颁诏，萧衍就地升职，接手司州刺史的重任。

萧衍不仅会打仗，治理地方也得心应手，担任司州刺史期间声望极高。但这一切并没有使他头脑发昏。一次，有人想赠送一匹上等良马给他，萧衍一脸严肃地予以拒绝。既然当面不肯收，不如来个“暗度陈仓”，固执的送马者，趁夜黑风高之时将马拴在萧衍住处门前的一根柱子上。第二天一早，萧衍知道后，发挥他大文人的特长，斟字酌句地写了一封措辞恳切的信，拴在马头上，命人赶出城外，以便马的主人前来认领。据说，最终马还是被送到了府上。其实，作为一名刺史，接受一匹良马，本非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但萧衍却抓住它小题大做，借由送马的“佳话”，使自己刺史大人的廉洁之名得到广泛地传颂。

让萧衍始料不及的是，其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声望却引起了朝廷的不安，皇帝陛下开始怀疑这位被世人爱戴着的部下，做出这等“表演”到底意欲何为？还没从“表演”的快感中脱离出来的萧衍被第一时间召回京城，职位明升暗降。

聪明的萧衍意识到自己的表演过火了，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如不马上“转舵”很可能会触上“暗礁”，使自己多年的用心毁于一旦。回到京城后，他马上遣散自己的部下，深居简出，出门常常乘坐“折角小牛车”，做出一副退休养老的姿态，清心寡欲地就像一位出世修道者，结果搞得皇帝陛下大受感动。在齐明帝的倡导下，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向萧衍学习的热潮。疑心消除了，君臣之间又恢复了以往的亲密，萧衍自然重获重用。

萧衍打胜仗靠的是出众的谋略，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成为常胜将军。虽然他打过许多胜仗，但也经历过类似走麦城的战事。就在前面那场令他大放光彩的胜仗结束两年后，另一场战争又开始了。

建武四年（公元497年），北魏军队又一次不请自到，大举南下，连续攻克南齐几座重镇，雍州告急。齐明帝惊惶之余，立即派遣萧衍等人迅速增援雍州。

这一次萧衍的运气可没那么好。大军一到雍州西北，就被北魏强悍的铁骑围了个水泄不通。萧衍立即运用他擅长的战略思维做出了判断，提出我军远道而来物资匮乏不可久战，不如趁敌人立足未稳，鼓励将士们一鼓作气杀出重围以图大计。这条建议虽非上策，但在当时也算是有先见之明。不想，另一位主帅却坚持认为北魏军队都是骑兵，游动性强，坚持不了多久，日暮就会自行退兵。根据这位将军后来的表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胆小怕死，不敢突围。倒霉的萧衍，终于被这个家伙拖下了水。事情果真就像萧衍预料的那样，敌人不但没有退兵，反倒像蚂蚁见到肥肉一般，越聚越多。这位将军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乘夜黑风高偷偷地带着几位亲信溜之大吉。得知主帅逃走，南齐各路军马顿时大乱，作鸟兽散。北魏军队见到对方的乱象，趁机发起攻击。混乱中，齐军完全失去作战能力，很快溃不成军。萧衍无力回天，只得带领手下的残余部队边战边退。败退中，南齐军队由于惊慌失措，队伍经过一道沟壑时相互践踏，加上追兵用弓箭射杀，死伤惨重，好不狼狈。齐军一路退至樊城。

救人要先救己（2）

这次战场失利，主要责任虽不在萧衍，但总还是吃了败仗，作为主帅之一自然难辞其咎。好在明帝算是明白人，不仅没有责怪萧衍，反而将雍州的防务全部交给他，并任命他为辅国将军、雍州刺史。对于地位已经很高的萧衍来说，此举无异于虎添双翼。不仅在朝廷上任高官，更拥有地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权，此时的萧衍真可谓高官在座、兵权在握，成为名副其实的实权派。可惜天不遂人愿，就在萧衍被任命为雍州刺史的当月，在位5年的明帝因病驾崩，他的儿子萧宝卷随即即位，他就是有名的东昏侯。

这位年仅16岁的新皇帝，竟然又是一位昏君！他在做王子的时候，就是一位戏耍无度、不爱读书的人。先帝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只是告诫这个宝贝儿子：做事不可在人之后。意思就是先下手为强，后出手遭殃。这可能也是作为父亲的萧鸾一生大开杀戒的重要行事原则。死前他将这一原则传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