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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隋唐五代人民生计（第1页）

第一节物价、工资、赀产

自汉末币制坏乱，官私出入，皆罕用钱，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矣。隋、唐之世，币制稍见整饬，然贸迁亦随之加广，民间交易，仍罕用钱。为韩愈论变盐法，谓城郭之外，少有见钱，籴盐多用杂物、米谷博易是也。此等情形，终五代之世，未之有改。惟以见钱交易是一事，以钱币计价又是一事。计价究以钱为便，故虽用他物博易，计价仍多以钱。如《国史补》谓渑池道中，有车载瓦瓮，塞于隘路，有客刘颇，扬鞭而至，问曰：“车中瓮直几何？”答曰：“七八千。”颇遂开囊取缣偿之，是其事矣。近人傅安华说。职是故，史籍所载物价，以钱计者仍多。欲知当时生计情形，仍以搜集此等记载为最要也。

食为民天，故欲考物价，必当先知谷价。今试就斯时谷价见于史者征之。《新唐书·宗室传》：长平肃王叔良，武德初，镇泾州扞薛仁杲。大饥，米斗千钱。又《食货志》：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630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魏征传》云：帝即位四年，岁断死二十九，几至刑措。米斗三钱。此两条，其辞互相出入，可知其所本略同，而米价又有差异，盖上下于三四五钱之间也。《旧五代史·李琪传》：琪于同光三年（925年）上疏，言太宗时天下粟价，斗直两钱。观下引《通鉴》所载开元十三年（725年）

米粟二价之异，则知粟价更较米价为廉。琪此疏虽多误，见第十六章第三节。此语或有据也。《旧书·马周传》：周于贞观十一年（637年）上疏曰：“往者贞观之初，率土荒俭，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粟十余石。”《新书》同。此时米价，与四年（630年）似无大差。设以其所谓十余石者为十五石，米价仍为斗四钱，粟价当米价五之三，据开元十三年（725年）青齐米粟比价。则粟十五石，得钱三百六十文矣。《通鉴》：永徽五年（654年），是岁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粳米斗十一钱。粟米盖指秫米？杜陵《后出塞诗》盛称粳稻来东吴，粳盖米之最贵者也。《旧书·高宗纪》：麟德二年（665年），是岁大稔，《通鉴》作比岁丰稔。米斗五钱，麰麦不列市，麰麦，《通鉴》作麦豆。又《五行志》：永淳元年六月十二日，连日大雨，至二十三日，洛水大涨，漂损河南立德、弘敬，洛阳景行等坊二百余家，坏天津桥及中桥，断人行累日。先是顷降大雨，沃若悬流，至是而泛溢冲突焉。西京平地水深四尺已上。麦一束止得一二升，米一斗二百二十文，布一端止得一百文。国中疑当作关中。大饥。蒲、同等州没徙人家口并逐粮，饥馁相仍，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西京米斗三百已下。《通鉴》：是年四月，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幸东都。五月，东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民居千余家。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此二文可以互相参证。《旧志》所谓先是顷降大雨者，盖即《通鉴》所记五月东都霖雨。西京水深四尺，盖亦在是时？此即《通鉴》所谓关中先水。旱蝗当在其后，《通鉴》因水患而终言之也。然则关中米价，四月中每斗已至三百；五月盖因车驾东行，落至二百二十；旋因水患，又升近三百；其后旱蝗，则升至四百也。《旧书·郭元振传》：大足元年（701年），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旧凉州粟斛雠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绢，《新书》作缣。积军粮至数十年。其贵贱之相去，亦不翅贞观初与四年（630年）后矣。《通鉴》：景龙三年（709年），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旧书·玄宗纪》：开元十三年（725年），时累岁丰稔，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通鉴》云：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旧纪》：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是时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义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通鉴》云：是岁，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万里不持寸兵。《新书·食货志》：天宝五载（746年），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三文亦相出入。知开元末天宝初，谷价无甚涨落。至安、史乱后而大异矣。《旧书·食货志》：肃宗乾元元年七月，铸一当十钱。又曰乾元重宝。二年（759年），又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寻而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新志》叙钱币处略同，卷五十四。而其上文曰：百姓残于兵盗，米斗至钱七千，鬻籺为粮，民行乞食者属路，卷五十一。不谓由于币制之更。案唐世虽遭饥荒，苟非围城之中，米价未有至七千者，见下。乾元二年（759年）之暴贵，必非由于兵盗可知。当时因物价腾踊，大钱之价，屡有裁损，卒皆归于当一，则不论其为重宝或重轮，人视之皆与小平钱无异。《旧志》云：人间抬加价钱为虚钱。据重轮乾元计之，所抬当得五十倍。则七千之价，实为百四十文也。《旧纪》：乾元三年四月，是岁饥，米斗至一千五百文。《新书·五行志》云：乾元三年（760年）春，饥，米斗钱千五百。是岁闰四月，改元上元。《旧纪》云：时大雾，自四月雨至闰月末不止。米价翔贵，人相食，饿死者委骸于路。《天文志》云：自四月初大雾大雨，至闰四月末方止。是月，史思明再陷东都。米价踊贵，斗至八百文，人相食，殍尸蔽地。《五行志》云：乾元三年闰四月，

大雾大雨月余。是月，史思明再陷东都，京师米斗八百文，人相食，殍骸蔽地。案四月已至千五百，加以淫雨，不应反减至八百。史家是岁之文，例皆书于岁末，疑因闰四月改元，误系四月或春末，米斗长至千五百，实在闰月之后。《李皋传》云：多智数，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郑氏以孝闻。上元初，京师旱，米斗直数千，死者甚多。皋变俸不足养，亟请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贬温州长史。言上元不言乾元，当在改元之后，足见旱灾在淫雨后，米价因此乃又自八百长至千五百，云数千则过甚之辞也。《旧书·五行志》：广德元年（763年），秋，虸蚄食苗，关西尤甚，米斗千钱。《新志》同。《旧纪》：广德二年九月，自七月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值一千文。蝗食田。又云：是秋，蝗食田殆尽，关辅尤甚，米斗千钱。《新书·五行志》：广德二年（764年），秋，关辅饥，米斗千钱。又云：秋，蝗，关辅尤甚，米斗千钱。《通鉴》则总书于是岁九月，曰：关中虫蝗霖雨，米斗千余钱。《旧纪》：永泰元年三月，岁饥，米斗千钱。诸谷皆贵。又云：是春大旱，京师米贵，斛至万钱。《新书·五行志》云：永泰元年（765年），饥，京师米斗千钱。《通鉴》云：是春不雨，米斗千钱。《旧纪》又云：七月，庚子，雨。时久旱，京师米斗一千四百，他谷食称是。观此及永泰元年（765年）之文，而知凡言米贵者，诸谷必皆贵矣。《旧纪》又云：大历四年八月，自夏四月连雨至此月，京城米斗八百文，官出米二万石，减估而粜，以惠贫民。《天文志》《五行志》略同。《纪》又云：五年七月，京师斗米千文。《天文志》亦同：《纪》六年（771年）云：是岁春旱，米斛至万钱。《食货志》：建中初，自兵兴已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官厨无兼时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谷按穗，以供禁军。《本纪》：贞元元年二月，河南、河北饥，米斗千钱。《新书·五行志》：是年春，大饥，东都、河南、河北米斗千钱，死者相枕。《旧纪》言是月丙寅朔，遣工部尚书贾耽、侍郎刘太真分往东都、两河宣慰，盖即为是？《旧纪》以河南苞东都，《新志》则析言之也。《新书·李晟传》：晟言李怀光不可赦云：“今河中米斗五百，刍藁且尽，人饥死墙壁间。”《通鉴》系其事于是年四月，则河中屯兵虽多，战事迫在眉睫，米价犹仅半于河南北矣。《旧纪》：贞元二年五月丙申，自癸巳大雨，至于兹日。饥民俟夏麦将登，又此霖澍，人心甚恐，米斗复千钱。《新书·五行志》亦云：是年五月，麦将登而雨霖，米斗千钱。观《旧书》之文，则自此以前，西都米价，已尝升至千钱矣。《旧书·张孝忠传》云：贞元二年（786年），河北蝗旱，米斗一千五百文；复大兵之后，民无蓄积；饥殍相枕。孝忠所食，豆而已。则是岁河北米价，又较元年（785年）春间为贵也。《通鉴》：贞元三年七月，上复问李泌以府兵之策。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今粟斗直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籴，未暇议复府兵也。”泌事多出其子繁造作，不足信，说已见前，然造作之说，亦必以当时情势为据，故仍可考米价也。《通鉴》又云：自兴元以来，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案景龙元年（707年）米斗百钱，史家已以为贵，此时币价，当倍蓰于景龙，而百五十钱，已须和籴者。谷贵既久，虑其骤贱伤农也。《通鉴》：贞元八年（792年）又载陆贽论边储之语，谓江淮斗米钱百五十，而京兆诸县七十，请减来岁之运，今京兆加价以籴，而以停运之米于江淮减价以粜，详见第二十章第二节。足见斗百五十之价，于京兆为贱者，于江淮仍为贵。盖因有无不能相通，故各处米价，差异殊甚也。《通鉴》元和元年（806年）云：是岁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钱者。唐代米价见于史者，当以是为最廉。《新书·吴武陵传》：长庆初，窦易直以户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盐北边，会表置和籴贮备使，择郎中为之。武陵谏曰：“今缘边膏壤，鞠为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价四十，而无逾月积，皆先取商人，而后求牒还都受钱。

脱有寇薄城，不三旬便当饿死。何所取财，而云和籴哉？”则长庆初之米价，又落于贞元时矣。《旧纪》：长庆四年七月丁卯，敕以谷贵，凡给百官俸内一半合给匹段，今宜给粟，每斗折钱五十文。折价或较实价为低，相去当不甚远，武陵以四十为昂，其无足怪。《旧纪》：光启二年五月，是月，荆南、襄阳仍岁蝗旱，米斗三十千，人多相食。《新书·五行志》云：光启二年二月，荆、襄大饥，米斗三千钱，人相食。卷三十五。又云：光启二年（886年），荆、襄蝗，米斗钱三千，人相食。卷三十六。《旧纪》盖衍十字？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杀朱友恭、氏叔琮，《新书·奸臣传》曰：是时洛城旱，米斗直钱六百，军有掠籴者，都人怨，故因以悦众，执友恭、叔琮斩之。《通鉴》：天成二年（927年），是岁，蔚、代缘边粟斗不过十钱。以上为唐、五代时谷价见于正史及《通鉴》者。唐代钱价颇贵，中叶后尤甚，见第十九章第四节。则前后谷价，虽为数相同，又不能视同一律矣。计然云：“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今观唐史之文，开元米斛仅二百，则以为贱，景龙时斗值百钱，则以为贵，其相去之远，亦颇近之。盖谷价虽贵，利多入于贵庾之家，农民所得，恒不过最下之价，故虽上腾未必丰乐，虽反贱亦勉可自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