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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2页）

第二十章　火烧圆明园（6）

此外，在10月27日写给妻子的信中，他还描绘了当时的情况。他解释说，10月13日，北京城的一座城门落入英军之手，因此，整座城市已在英国军人的控制之下。按他的说法，这一态势本来可以结束双方的对峙局面，但问题是发生了惨无人道的虐待俘虏事件，而这一事件必须受到惩罚以儆效尤。这份不打自招的供词已明白无误：放火烧毁圆明园既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迫不得已，也不是军事战略之所需，它只是表现了一种复仇的饥渴，惩罚的欲望。

使用哪种惩罚手段呢？这才是问题所在。巴夏礼罗列了几种不同的方案。索要巨额赔款？烧毁北京城？还是捣毁城内的皇宫呢？他写道：“我认为，额尔金最终决定将圆明园夷为平地，是正确的选择。皇上和朝廷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呆在圆明园里，我们可怜的同胞一开始被关押在那里，又在朝廷的授意下在那里惨遭酷刑。”

巴夏礼与额尔金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认为，将圆明园化为一片废墟是个好办法。如烧毁北京，首当其冲的将是北京居民，而他们没做任何有害于英国人的事，所以颇不公道。“烧毁圆明园，我们打击的是清朝廷”，他与额尔金一样，都坚信这一点。

吴士礼中校也同样略带挖苦、别有用心地抨击法国人。“我们的联军抢完了，也烧了多处宫殿，却反过来抗议我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画上句号。他们认为，将圆明园完全捣毁简直是哥特人的野蛮行径。令人诧异的是，当我们的高卢盟友们将那里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时，当他们毫不留情地将其或据为己有、或毁之为快时，这种评价居然没有闪现在他们向来堪称敏锐的头脑中。可以说，他们所留下的只是空空如也的房舍，被我们拿来出气，为可怜的同胞们正是在这里所受的虐待报仇雪恨。”

他也同样认为，烧毁圆明园是个“好办法”。这个行动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就是一个证明。他写道：

“摧毁了圆明园，似乎使###甚为惊恐……它表明额尔金的最后一封信绝非空言恫吓，而是对首都本身的命运发出警告，除非我们提出的各项条件被接受。内城的皇宫尚完好无损，但是，如果他们想要保全这处硕果仅存的宫殿，中国人不应该再浪费时间。”

吴士礼肯定地说，他“坚信烧毁圆明园，大大加快了达成最终协议的步伐，并巩固了英国特使的地位。”

在吴士礼看来，额尔金爵士对人的一般本性的认识、尤其是他对中国人性格的了解，为他指明了其职权范围内唯一有效的复仇方式。中国官员的弱点就在于他们自高自大，皇上更是自诩为普天之下，唯我独尊。要灭掉皇家的威风和尊严，可以用多种办法，但摧毁圆明园是最残酷的一招。皇上所拥有的东西，如同他本人一样，都被视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种情况下，毁掉他最心爱的行宫，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们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圆明园的毁灭，也促使中国人从皇上至高无上的荒谬信仰中猛醒过来。

法国方面，有两名官阶甚高的军人，一个是柯利诺准将，一个是杜潘上校，与他们的顶头上司意见相左，赞成采取强硬的措施。实际上，他们二人与吴士礼一样，认为烧毁圆明园为达成最终和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柯利诺准将说，摧毁价值不可估量的艺术瑰宝，在法国人中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受到一致谴责。他承认自己不赞成法国人的看法，而毫无保留地支持英国人的行动。听听他的说法：

“英国人置身于真正的战争之中。战争的目的就是迫使对手遵从强者为王的法则。所以，一切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都是正当的，特别是在摧毁物质利益即可打击敌人士气的情况下。烧毁圆明园即向中国政府表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我们达到目的，即使摧毁整个北京城也在所不惜。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在面临这场毁灭之时我们由于怯懦而裹足不前，那么也许就不会赢得和平。必然要经过更多的战斗，必然要付出更多人的生命。不过，我认为，没有哪一座圆明园能抵得上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有人持相反的看法，我倒要看一看，如果有人问他：‘你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使得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某处奇迹免于毁灭吗？’他将如何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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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火烧圆明园（7）

因此，柯利诺不赞同孟托邦拒绝参与烧毁圆明园的行动。他觉得孟托邦几乎没有把那“七位死在中国人手里的法国人”放在心上。反过来，他倒是称赞英国人不像他的顶头上司那样对圆明园里的“玩艺”心慈手软，尽管它们的价值不可估量。按他的说法，一个真正的军人，只有在“穿着老百姓的装束、在古董店里闲逛时”，才有资格在这类东西上花心思。他还大胆地补充道：“在战争期间，特别是在远离祖国六千法里的地方，我们是士兵，是军官，仅此而已”。

作为法军的两个师长之一和对华远征军的第三号人物，他对自己的主张直言不讳：“假如必须由我本人来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不想说自己不会受到痛苦的震撼，但我不会因此有丝毫的犹豫。”

瓦兰（杜潘）同样认为英国人的做法顺理成章。

他也承认，“很多人谴责这场大火，视其为毁灭文化的野蛮行径”。但他要求人们在做出判断之前，首先要了解导致这一决定的各种原因。他赞同英国人放的这场大火，认为“毁灭圆明园是一次残酷的行动，但也是一次必不可少的行动，最终缔结和约，就应该归功于这次行动。我的看法是，英国人看得准，干得好。”

杜潘上校是孟托邦将军率领的法军部队参谋、地形测量处主任，他也直截了当地指责他的最高长官。他批评孟托邦缩手缩脚，过于在意别人的说三道四，而不是“从军人的角度尤其是形势的紧迫需要出发做出判断”。虽然他申明尊重长官的决定，但他仍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做出这样的决定，“仿佛是身为一军之帅，却从一个古董商的眼光出发决定自己的行动。”

“古董商的眼光”，这个说法值得记录在案！因为即便就字眼的古义来说，“古董商”的意思就是“考古学家”。

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杜潘重新拾起额尔金提出的种种论据，但他也提到了“更为重要的理由”。他解释道，他发现“中国官员”正在拖延谈判的进程，所以尽快结束谈判才是当务之急。“为此，必须恫吓中国官员，一定要让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事先声明的如果10月23日不能签订和平协议，就会将北京的皇宫化为灰烬的说法绝非空话。拿圆明园开刀，我们就清楚地表明了这话的份量。这样一来，他们存心将谈判拖入严寒季节，迫使我们陷于要么离开北京、要么在极危险条件下度过严冬之两难境地的阴谋也随之破产。如果此计得逞，他们将获得四至五个月的喘息时机，在我们的后方重整军队，挑起北方鞑靼部落的狂热，一俟春天到来，他们就会完全控制整个局势。”他又补充道：“火烧圆明园是一记晴天霹雳，使他们的全部计划彻底破产。”

葛罗曾称赞孟托邦拒绝参加火烧圆明园的行动，并说孟托邦这件事“干得漂亮”。可杜潘并不欣赏孟托邦干的这件漂亮事。

我们在前文中曾经讲到，年轻的阿尔芒·吕西严厉谴责“英国人毁灭文化的行径”，并称赞孟托邦拒绝参与其中。不过，现在应该给上述说法打个折扣。在他10月20日寄给一位上校朋友的信中，吕西所言实际上完全相反！他毫无保留地支持额尔金的决定，而且与这位英国特使持相同的论点。他开篇就对收信者说：“世界第八大奇迹，我们刚刚将其洗劫一空，英国人又刚刚将其付之一炬。圆明园，这历经了数朝数代的杰作，是我平生所见最漂亮的东西，今生今世再也无缘一见了。”

他接着说道：“我上面谈到的洗劫事件，您将在报纸上看到报道。毫无疑问，肯定还会有对我们说三道四的种种议论随之而来。”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这位年轻人已经预计道，洗劫圆明园免不了要在巴黎受到批评和谴责。他接着说：“我不想对此类事件进行辩护，但请允许我指出这一事件在打击敌人士气方面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他认为，“在当时，这是唯一可行的打击中国官员特别是中国朝廷士气的途径。洗劫和烧毁北京城与之根本不可比拟……，而通过圆明园，我们将矛头直指皇上”。他最后说，如果在未来几天里能议和成功的话，那么必是这一“壮举”之功。鉴于“小民百姓”在此举中幸免于难，所以它更能给人以强烈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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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火烧圆明园（8）

阿尔芒·吕西在去日本游历一番之后，于1861年1月20日在上海给他父亲写信，在信中他再次提起英国人对法国人洗劫圆明园的指责，对英国人表示愤慨，同时对双方捣毁圆明园的共同责任各打五十大板。他对使用“洗劫”一词颇感为难，所以他不谈洗劫之事，宁愿用“那件事”取而代之。不过在他看来，假如说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是罪人的话，那么英国人的罪孽更深重，而罪魁祸首就是额尔金。

归根结蒂，他对英国人没有一点好感：

“你觉得，对于圆明园那件事，我们的友好盟军对我们的指责攻讦还不够多吗？他们简直是装腔作势！责人严，待己宽。我们的人也抢了东西，这的确不假。但又是谁洗劫了那些金雕玉砌的宫殿、烧毁了占地二十五至三十平方公里的建筑奇迹、将代表三千年智慧结晶的藏书楼化为灰烬呢？他们反而对这种毁灭文化的行径洋洋自得，他们称之为壮举。仅此一端，即可令额尔金与埃罗斯特拉特（他烧毁了厄法兹的阿耳墨忒斯神庙）和奥马尔哈里发相提并论。他也不愧为将巴特农神殿的大理石雕像锯成两截掠回英国的那位额尔金七世的真正孝子。到底是谁，全然不顾我们最高司令官震烁古今的强烈抗议，干了这些事呢？好了，我们已经义愤满腔。”

吕西最后带着强烈的反英情绪说，圆明园之毁，应归罪于英国人，归罪于他们“极端的民族主义”，以及这个民族“贪得无厌的自私自利”。

彻底否定和谴责烧毁圆明园的声音有更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它的理论根据来源于普遍的道德观和西方文明的价值观。

海军上尉巴吕直言不讳：“野蛮战争的邪恶，必然导致这些与我们自诩的文明格格不入的种种行径”。

夏西隆男爵表示愤慨。在他看来烧毁圆明园的行径，可以毫不犹豫地定性为“野蛮”：“因为我们已经身处十九世纪，因为我无心地却又不可避免地会做如下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