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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第一次开庭后，我特意在北京多留了几天，我希望知道更多福寿螺事件受害者的身体状况和索赔情形。

这是以谢律师为维权代表的一批受害者，除我之外，人数共为二十一人。这一批患者是有用餐发票的受害消费者。众多和我一样没有用餐发票的受害消费者们在“搜集证据”方面相当困难，他们甚至不像我们那样因为是和友人聚餐还照下了相片。更多的受害消费者们都是蜀国演义餐厅的老主顾，而且大部分算是北京的“中产阶级”，和我一样，他们只是和朋友们聚餐而已，没想到报销。

打官司意味着更多的精力和金钱的投入。这些熟知国内现实情形的病友深知，起诉蜀国演义毋宁只是件“相当不合算”的事情，尤其是从经济角度来着想，而且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无比巨大。

我们还听说北京的某位工商局局长也是这次事件中的受害者，但出于种种原因，这位“局长大人”也只好忍气吞声。

坚持要打官司的受害者们和我一样，对于是否能够要回什么赔偿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只是我们都觉得受到了无耻的愚弄。我们想要回一个说法。

每一位受害者经历的生病过程都可以被写成一篇“精彩”的“深度报导”，莫名其妙的发病、难以忍受的痛苦、长时间的误诊和最后的真相大白。每一位受害者都经历生与死的考验。

其中有几位让我印象尤其深刻，一位是前文提到过的刘文芳大姐，另一位是后遗症尤其严重的老孔。

老孔在上完庭后就急急忙忙赶回了友谊医院，正是隆冬季节，北京最冷的时节，但是老孔身上皮肤的刺痛让他难以忍受衣服的“刺激”，他必须回到医院的病房，并脱掉自己的上衣。

这种无法忍受衣服（哪怕是最柔软的质地）的“刺激”的症状几乎每一位广州管圆线虫病患者在发病时都曾经经历过，老孔尤为严重，他右半身的周围神经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这种不仅仅是“尴尬”的生活状态已经促使他征询医生的意见为他做“神经阻断”手术，他宁愿自己半边身体的神经永远失去感觉，也不能忍受这夜以继日如万虫啃噬的莫名痛苦。

因为部分虫子进入脑部，虫子的排泄物和虫尸在老孔右眼视神经的位置形成了一个肉芽肿，老孔的右眼出现“视野缺损”，他的右眼视野不断在缩小，医生告知他，他的右眼有永久失明之虞。即使体内的虫子已经被“肠虫清”杀死，虫子在体内的“自由游走”已经造成了受害者们身体永久的损害。

老孔说：“蜀国演义把咱们当成讨小钱儿的人了。”他自己经营的建材公司就在蜀国演义餐厅黄寺分店的楼上，蜀国演义餐厅曾几乎是他宴请客户的“饭堂”，到如今这个曾经无数次光顾蜀国演义的“上帝”被无情地抛弃了，蜀国演义同样以种种理由拒绝老孔的索赔。

事实上老孔对于在中国的现行法律范围中最终能够取得多少赔偿金额非常清楚，他在意的不是那根本无济于事的赔偿金，他更希望媒体能够公正地报导受害者们身受的实际痛苦，以及哪里有医生可以祛除我们身上难以言喻的病痛。

他一再询问我，广州的医生是否有更好的经验医治这个病的“后遗症状”，作为同病相怜的病友，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他：其实广州的医生和北京的医生一样，长期误诊之后对患者神经的严重损害，从目前医生们所掌握的现代医学知识和手段来看，不管哪里的医生都已经对我们的后遗症“回天乏术”了。

30。谁　能　告　诉　公　众　真　相？（2）

开庭后的当天，我去友谊医院看望老孔，他在病房拿出脑部和视神经受损的CT片子给我看。旁边座位上的是纪爱萍大夫。右半身皮肤的严重触觉异常使得老孔不得不如此“坦露”自己。

以北京市卫生局这个卫生权威机构为首的首都卫生行政部门在新闻媒体上一再发出“患者们身体依然存在的症状均属于该疾病愈后恢复过程中的遗留症状，公众不必担心、恐慌。”的安民告示。然而前来法庭声援我的所有受害者们无一不留下程度不一的后遗症，每个人覆诊时医生均无法告知康复的时间表。但我们却不断在报纸上看到“专家”们对此病预后表示“乐观”的“专家意见”。

邱宝昌更是在法庭上多次提到北京市卫生局的“权威性”，意图说明“凡是不在北京市卫生局名单内的广州管圆线虫病患者就和蜀国演义无关。”

这一切让我们觉得邱宝昌不但是蜀国演义的辩护律师，似乎也代表了涉嫌“行政作为方面”存在严重失职行为的北京市卫生局的利益。

当天在法庭采访的《北京商报》记者者婧报导了法庭上的一些情形，她比较客观地记录了法庭上有“公益律师”之称的邱宝昌坐在了蜀国演义的律师席上并一反其“为消费者维权之常态”：

对于杨仿仿在庭上所述的种种证据，蜀国演义似乎做了充分的准备。昨天，当有“公益律师”之称的邱宝昌坐上蜀国演义的律师席时，很多到场旁听的“福寿螺病友”都感到吃惊。而同时，被告席上蜀国演义的位置一直是空缺，仅有几名蜀国演义工作人员坐在席下，但在休庭后迅速离开。

邱宝昌在为蜀国演义辩护时表示，“福寿螺”事件为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在此过程中蜀国演义已尽了最大努力，承担了相应的企业责任，在尚未严格区分责任的情况下，垫付了部分患者的医疗费用180余万元。同时，蜀国演义提出，因“数码相机有修改时间这个功能，而杨仿仿不能提供就餐票据，不能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消费关系”，杨仿仿证据不确凿，蜀国演义没有赔偿责任。”

难以想象，这位“公益律师”如果是站在受害消费者的一方在法庭上发言将是什么样的场景。然而这个“可能性”已经被事实中他对“福寿螺事件肇事方”的辩护而彻底消灭了。

更加让人惊讶的是，蜀国演义甚至对自己树立起来的“赔付典范”也进行了戏弄。

2006年9月19日，就在我病后第一次前往北京和陈幼玲女士接触之前，蜀国演义餐厅曾经举行过一次场面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欢迎一位在蜀国演义餐厅进餐后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患者“返回蜀国演义用餐”，场面看来温馨而真诚，当时负责具体赔付工作的就是陈幼玲女士。我们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这条消息。

（2006年9月19日，蜀国演义举行仪式欢迎福寿螺事件受害者吕征小姐及家人“惠顾”。背对镜头者为陈幼玲女士。）

在鲜花的簇拥下，肇事酒楼向媒体和公众表达了“真诚歉意”，患者吕征小姐的脸上满是谅解和雨过天晴的笑容，多家媒体刊登了“蜀国演义开出最高赔偿，一毒螺患者获赔7万”的文章，蜀国演义诚信赔付的形象也成功地在媒体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没有人会想到这只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秀”。

没有人知道吕小姐是否真正得到了所谓的“赔付”，直到吕小姐出现在我起诉蜀国演义的法庭旁听席上，也没有多少公众知道更多的真实内幕。　txt小说上传分享

30。谁　能　告　诉　公　众　真　相？（3）

根据我和陈幼玲女士的接触，我很愿意信任这位“临危受命”为蜀国演义进行公共关系补救工作的“行政总监”，她的确希望既能够让酒楼继续生存经营下去，也愿意尽最大努力消弭受害者们的愤怒和不平。只是她对受害者的“同情”让她的“高层”对她产生不满。

是否赔付，毕竟还是是蜀国演义的老板瞿传刚说了算的。

来到法庭声援我开庭的吕征小姐向我和福寿螺患者们揭开了她“成功得到赔付”的事实真相，者婧在《北京商报》的同一篇文章中为吕小姐做了以下记录：

我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同样很多患者都有这个感觉。”昨天，一位吕姓“福寿螺患者”也自发赶来旁听。她告诉记者，此前蜀国演义曾与她有过沟通，并让她提交了一些证明就餐以及病后就医的单据。在双方协商时，蜀国演义以经营困难等借口只先期赔偿了吕小姐3000元就医费用，并表示后续还会陆续给其赔偿。但很快蜀国演义一方就改变了态度，称吕小姐向其索要医药费为敲诈，并一直扣留着相关单据，不再与患者对话。

因为打官司必须的“证据”被蜀国演义餐厅无赖地扣押，吕小姐无法进入司法程序索赔。

据纪爱萍大夫跟我透露，吕小姐身体受到的损伤非常严重。在治疗期间，和众多患者一样，大剂量激素的使用对吕小姐的身体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原本身材苗条的她也出现了“满月脸”和“水牛背”等症状，这让爱美的她无法面对这个现实。而且她已经出现双侧股骨头和髌骨骨质酥松等老人才有的骨质严重受损现象。

对于邱宝昌向媒体提出的“蜀国演义垫付了医疗费用180余万元”，谢律师表示了极大的怀疑，毕竟她所代理的包括她自己在内的二十多位患者中并没有任何人收到了赔偿金。

她向到场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