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8部分（第3页）

一如我在第一章所说，在开始城市欲望、消费、时尚这部伟大的历史叙述之前，我们是不可或缺这个历史时期的深背景，没有一个时代提供的基本平台，就没有这个时代的基本欲望，也没有这个时代基本消费和基本时尚。

当1980年茶叶蛋的浓香正飘逸在上海还不灯火通明的大街小巷时，对《参考消息》特别钟情的上海男女在这之前便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美这两个曾在三十八度纬线一带进行残酷较量的对手，终于暂时地搁置了各自顽强的意识形态梦想，走上了一条功利主义的康庄大道。1979年1月29日，在肯尼迪中心邓小平观看了美国艺术家约翰·丹佛的表演，丹佛唱了《乡间大路，请带我回家园》。当邓小平回家时，在西雅图的飞机上，丹佛送了他一百套的唱片。

中美建交对世界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对中国人民或许有着更为巨大的现实意义：与魔鬼一般的美国也能修好并在同一星球共存，还有什么东西不能重新打量、重新思考、重新判断？

解冻的和风吹到了上海，一个叫杨炳荣的男子死后复生的离奇故事或许是对“解冻上海”的最有力说明。

杨炳荣原为上海市黄浦区服装公司南方衬衫店的职工，1949年前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过7个月的宪兵，1957年4月他已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

“文化革命”开始后，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杨炳荣变得格外紧张、恐惧，而这种持久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他在“文革”高潮阶段的1968年4月18日出走上海。

同年6月，杨炳荣在南京被收容，旋即被上海原单位领回，并可以想见的被猛烈批斗。

1968年7月29日，杨寻机再次出走，在杭州城再次被收容。鉴于上次教训，杨对收容方谎称自己叫曾鸣皋，原籍江苏南通，于是他被遣送到了江苏南通，安置在如东县洋口农场。

自此以后，杨炳荣的单位、家人全都失去了他的消息更不知他的下落。

转眼十一个春秋过去了。在长久的等待中，杨炳荣的家人经由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杨炳荣的单位也在1979年2月按照非正常死亡发给杨家属丧葬费、抚恤金以及一次性补助费共1900元，杨的儿子由农村顶替杨炳荣进厂。

一切似乎都已结束。

唯有杨炳荣没有放弃。我们可以设想他在上海之外二百公里之处怀着怎样的一种思念心情，还能设想他怎样渴望着回到上海，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

又是几个春秋由指缝悄然流逝。当中国大地解冻的信息蜿蜒曲折地传递到江苏如东，杨炳荣一定被深深地触动，在度过我们不知的多少个不眠之夜以后，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他于1982年9月下旬回到上海的家中。

那一刻距离他的出走已有整整一十七年。那一刻，绝对富有戏剧色彩也绝对充满悲剧感觉。

呼吸在这一瞬间可以想像的停止，时间在这一片刻也可以想像的凝固，唯有痛楚、惊讶、不可思议以音乐的方式绵绵不绝地一路而去，还有着的便是心跳，地球一般地一路沉重地博动。

一个“死亡”了的上海男人，在十七年之后越过生死界线而重回人间，这种情状对今天的“哈日”、“哈韩”以及“哈法族”没有任何意义，但有必要说明，正是这个“死后重生”的人，在肉体和精神这双重意义上，再生了今天所有的“哈日”、“哈韩”和“哈法族”。

死亡的杨柄荣重新复活（2）

在“中美建交”、“杨炳荣死后复生”这些过于凝重的事件之后，时代进入1980至1984这五年之间的文化界域。

比空气还要透明的让·雅克（1）

文化复兴这时已成一片汪洋大潮。

继《伤痕》、《于无声处》之后，中国文学开始了她悲壮而又悲情的井喷，这种“井喷”的力度稍后便导致了中国文学的“歌德派”与“缺德派”的直接交火。

1979年年末，《青年一代》在上海创刊。

对拥挤在文学小道的上海青年来说，这本杂志也许没有多少意义；但对于上海数以万计、十万计乃至百万计的普通青年来说，它不蒂是圣经的诞生。正是通过《青年一代》，上海的普通青年获取了他们渴望的人生知识、基本美学。当《青年一代》开辟了它的《道德法庭》之后，上海的男女青年在这个“法庭”上更将面对他们在两性问题上的全部困惑，也将在这个“法庭”上表明自己的两性立场：是做一个传统社会的情感良民？还是做一个传统社会的欲望反叛者？

紧随着《青年一代》之后出版的是《文化与生活》。这或许是上海第一本有关时尚的杂志，在它出版的最初日子里，它的叫座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一出版就被抢光。

《文汇月刊》的出版也对上海有着深刻影响。

如果说《青年一代》、《文化与生活》收容的是中国上海进步青年和前卫青年，那么，《文汇月刊》收容的则是中国上海的文学青年，当然，它更在意中国大陆一流的报告文学作家。我们很快就读到了###、麦天朔之流的作品，他们在仕途上的壮丽抱负现在被充分地发泄在了所谓的报告文学上，以长歌当哭的情感方式，中国最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将当年范仲淹大夫的痛苦用现代文学体裁不可遏止地表达了出来。

刚好是一年之后，一张深刻地影响了上海气质、上海精神和上海生活方式的报纸得以重新出版，它就是妇孺皆知的《新民晚报》，老上海时候便已流行的一句“新民晚报、夜饭吃饱、早点困觉”的民间谚语在城市中又获得了广泛传播。在一个刚刚解冻因此消费水平非常底下的社会中，上海的主流市民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外乎是这样的：在八十年代早期的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