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于后来一般人提及扬州盐商历史,大都“只知有徽,不知山陕”了,当年秦晋联手大战徽帮的往事,更几近湮没无闻。
明太祖朱元璋率义军推翻元朝后,败走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仍对中原虎视眈眈,伺机反扑,西北一带少数民族离心倾向也不断增长。
新兴的明帝国,不得不把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花在西北边防建设上。
沿长城设九个边镇以拱卫关中,保护京师,其中固原、宁夏、延绥、甘肃四镇便在陕西境内。
后又设三边总督驻节固原,统率军队20余万,战马10余万匹。
负责东起延绥皇甫川、西至嘉峪关、西南至洮岷,绵延数千里的边防区。
但边地苦寒,人烟稀少,数量庞大的边防军,每年耗粮以万千石计,需布数十万匹。
如此多军需物资,自内地调运费时费力,民多怨言,政府财政也不堪重负。
明洪武三年,朱元璋采纳谋臣建议,实施“食盐开中”新政,将实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盐专卖制度网开一面。
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
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而且是当时质量最好、最能赚钱的淮盐引。
朝廷国退民进,让利于民,淮盐价贵,商多趋之,边防军需难题一举解决。
而坐享地利的陕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
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自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
如明永乐年间,陕西官仓存粮近1100万石,足够支付驻防官军俸粮三年。
万历年间,全国260个府中,按税粮多寡排名,西安府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府,位列第四。
如此看来,输粮换盐引的食盐开中法,等于是为陕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倾斜政策。
一时间,关中产粮区的农民们,纷纷掀起了进城经商、卖粮贩盐的热潮。
相比之下,山西历来缺粮,山西商人要享受“食盐开中”政策,只有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再贩运边关,买粮换引大费周折。
而徽州远离边塞,山高路远,徽州商人更无力参与其中。
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徽商起步较早的重要原因。
自此,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已失去经济上的意义。
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纷纷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成为专业盐商。
据记载,当年会集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下500人。
声显赫者有“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
这标志着一个冲出潼关、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开始成型。
正是在扬州,他们与蓄势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
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聚集扬州的陕西盐商,出于保护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
后来为了对付徽商的竞争,又与山西盐商合资共建山陕会馆。
那时候,山陕商人实力仍然强横,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购买盐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