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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2 流血的季节 第十六章 1943年柏林（第1页）

在1943年5月的哈尔科夫会战中，阿尔伯特·贝克上校的左肺中了一颗红军的子弹。他很幸运：战地医生替他做了胸腔引流，勉强救下了他的性命。因为缺血和不可避免的感染，他被火车送回德国，送进了柏林卡拉所在的医院。

贝克是个四十多岁的坚毅战士，他的头发早秃，下巴像维京人的战舰一样高高突起着。第一次和卡拉说话时，头脑昏昏沉沉的贝克很不慎重。“这一仗我们肯定要输了。”他说。

卡拉立即警觉起来。牢骚满腹的军官是潜在的信息源。她轻描淡写地说：“报纸上讲，我们的东部防线正在持续缩短。”

贝克嘲讽地笑了笑：“那就是说，我们正在撤退。”

卡拉尝试着套出更多的话来。“意大利看来也不妙。”意大利的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希特勒的坚定盟友——已经下台了。

“你还记得1939年和1940年的情况吗？”贝克感伤地说，“那时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可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了。”

贝克的意识形态显然和纳粹不相符，从政治上来说也不一定支持纳粹。他只是一个不再欺骗自己的爱国战士而已。

卡拉引导他继续说下去。“军队不会从子弹到内裤样样都缺吧？”这种稍微有些犯上的对话在这时的德国已经不少见了。

“我们自然样样都缺，”虽然受了伤，贝克的咬字却非常清楚，“德国生产的枪和坦克远远及不上苏联、英国和美国的总和——在我们的武器工厂轮番遭炸的现如今就更是如此了。不管杀了多少苏联战士，红军似乎总能招来更多的新兵。”

“你觉得这一仗的结果会怎么样？”

“纳粹当然不会承认失败，因此死的人会更多。因为要维护自尊，我们还要死几百万人。疯狂，真是太疯狂了。”说完他便沉沉地睡去了。

只有病人和疯了的人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不过卡拉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这么想。尽管政府还在徒劳地做着胜利的宣传，但很明显，希特勒正在输掉这场自己一手炮制的战争。

警察没有调查约西姆·科赫之死。报纸上说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克服了最初的震惊之后，卡拉不时会想到自己曾经杀死过一个人，不断想起科赫死在她眼前的那一刻。想到科赫死时的情景，卡拉经常会全身颤抖，不得不坐下来。好在这样的情形在她当班的时候只发生过一次，她用饿过头的解释蒙混过关了——这个理由在战时的德国完全说得过去。母亲的情况还要更糟。很奇怪，茉黛竟然会爱上愚笨懦弱的科赫。但爱情是无法解释的。卡拉也曾觉得沃纳·弗兰克是个强壮勇敢的人，没想到他又自私，又软弱。

贝克出院以前，卡拉和他聊了很多，希望能了解他是哪一种人。身体恢复以后，贝克再也没抱怨过战争。从交谈中得知，贝克是个职业军人，他的妻子死了，已经嫁人的女儿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父亲以前是柏林市的议员：贝克没有说属于哪个政党，因此不会是纳粹党或纳粹的任何一个同盟。他从没说过希特勒的坏话，不过也没说过什么好话。对犹太人和共产党人，他也没有任何偏见。在纳粹德国，这种态度等同于违抗上级。

贝克的肺会逐渐痊愈，但他再也不能激烈运动了。贝克告诉卡拉，他会被调到总参谋部。进了总参谋部，就能接触到战争的一切机密。卡拉从贝克身上看见了机会。但说服他反对纳粹不是那么容易，甚至要冒上献出生命的危险——但值得冒这个险。

卡拉知道，贝克不会忘了他们第一次交谈时他说的话。“你很真诚，”卡拉在附近没人时，低声对贝克说，“你说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贝克的眼睛里闪现出恐惧。他不再是病床上那个胡子拉碴思路不清的糊涂蛋了。他洗了澡，刮了胡子，穿着纽扣扣到喉咙口的深蓝色睡衣端坐着。“你不会是要给盖世太保打小报告吧，”贝克说，“在我看来，人不应该对他们生病意识不清时所说的胡话负责。”

“你没有意识不清，”卡拉说，“你很清醒，但我不准备给任何人打小报告。”

“为什么不？”

“因为你是对的。”

贝克吃惊了。“那我要去告发你了。”

“如果你告发我的话，我会说你在呓语中攻击了希特勒。为了不被我告发，你故意编了个故事来陷害我。”

“如果我告发你的话，你也会告发我，”他说，“这样一来，我们两个都会倒霉。”

“但你不会告发我，”她说，“我知道，因为我了解你。我照顾过你，知道你是个好人。你因为对祖国的爱参了军，但你憎恨战争，也憎恨纳粹。”卡拉基本能确定贝克对纳粹的态度。

“这样说太危险了。”

“我知道。”

“现在的对话应该不是什么闲聊了，是吗？”

“是的。你说因为纳粹维持自尊不肯撤退，还有几百万人要死。”

“我这么说过吗？”

“你可以帮助这几百万人中的一些人。”

“怎么去帮？”

卡拉停顿了一下。她能不能活下来就看贝克对接下来这句话的反应了。“我可以把你弄来的军事情报传达给适当的单位。”说完她屏住呼吸。如果看错了贝克的话，她就没命了。

她在贝克眼里读出了惊奇。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做事麻利的年轻护士会是个间谍。但他相信她，卡拉从他眼中能看出这一点。他说：“我想我能理解你。”

卡拉递给他一只医院的绿色空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