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20部分（第1页）

用废胶片编成的新书（4）

他评价“神舟”五号的成功说：“这是中国踏上太空的第一个脚印，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叶永烈自己的“飞天梦”已经编织了四十多年。1961年，人类首位太空访客－－前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功踏入太空，这件事给年轻的叶永烈强烈震动。当年，他满怀热情和憧憬，撰写了后来风靡一时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

大眼、灵活、憨直的小灵通，在作者幻想的笔触中，经历了一场冒险和奇异的现代科技之旅，最后满载着新奇的感受，身穿宇航服乘坐火箭从未来世界回到家中。

这本书在1978年出版后，多年畅销不衰，很多人由此激发了对航天和科技的兴趣，而且树立了做宇航员、科学家的理想。

叶永烈笑言当年书中的种种神奇在今天看来都算不上什么，人类的科技发展比作家的想象力还跑得快。

沉浸在成功喜悦中的叶永烈，异常郑重地追思起当年为中国航空事业献身的科学家们。“我们不应当忘记，他们的信念和精神都是值得今天的人们继承的。”

《飞天梦》被他称为是“从老照片里寻找新故事”，事实上，昨天的历史在重现时刻，仍产生出一种直指人心的尖锐力量。

二十四年前，叶永烈受命担任影片《向宇宙进军》的编导。1979年2月，他在上海拜会了“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由于钱学森的亲自批准，叶永烈得以率摄制组，进入中国航天训练基地拍摄《向宇宙进军》的第三辑《载人航天》。这部影片记录了中国载人航天的重要历史。

这段经历使叶永烈产生了记录中国航天史的愿望。他把与钱学森的谈话做了七千多字的笔记，在以后数年中，又多次在航天系统进行采访、收集素材，甚至还多次到美国参观访问。

新中国刚刚成立期间的科学先驱们令叶永烈无比景仰，称他们在无法想象的简陋环境中创造了奇迹。特别是钱学森，他深厚渊博的学术功力和举重若轻的指挥风范，给叶永烈留下了深刻印象。

叶永烈说，在研制导弹的过程中，有次一根细细的白毛落入了机器中。一位战士发现后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后用猪鬃把白毛挑了出来。钱学森把这根白毛包起来，很多场合向人们展示，以此倡导精益求精的科研态度。

中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深深吸引着叶永烈，因为他曾多次让笔下的人物走向太空。在一篇科幻小说里，叶永烈畅想，一个宇航员被冰冻起来，当他回到现实世界里时发现，自己还是青春的小伙子，而结发妻子已白发苍苍。

在时空流转的记忆与幻想中，叶永烈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欣慰地发现，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已经变成触手可得的现实。

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这两家中国的大通讯社同时报道一本用废胶片编成的书，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同时也表明了我的书房里的“库存”何等珍贵。

奇特的收藏品——盗版书

2009年1月，我的180万字的新著《“四人帮”兴亡》上、中、下卷刚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一个多月后人民日报出版社就在河北通县发现盗版本。这盗版本也是上、中、下卷三册，但是纸质粗劣，而且把广告语印在书的封底上。紧接着，又在河北正定发现一种新的盗版本，居然把上、中、下卷三册合并成上、下两册！

当人民日报出版社把发现两种《“四人帮”兴亡》盗版本的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多的吃惊，而是说：“我的书出版之后，一般会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左右，出现盗版本。”

我已经摸到了盗版的“规律”。在我的书房里，还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书架上放在几十种我的著作的盗版书。这次新发现的两种《“四人帮”兴亡》盗版本，为我的书房里的“盗版书库”，增加了新的品种。

我为什么要收藏自己著作的盗版书呢？

那是因为我的常年法律顾问富敏荣律师的提醒：“见到你的著作的盗版书，一定要买一本，并写上发现盗版本的日期、地址。如果可能，尽量请对方开一张发票。从法律上讲，这叫收集证据。”我按照富敏荣律师的意见，见到我的著作的盗版本就买，“并写上发现盗版本的日期、地址”。至于“请对方开一张发票”，这往往做不到，因为卖盗版书的大都是地摊、小贩，哪有发票？！

最初，销售盗版书相当“公开”，甚至在上海作家协会旁边的小书亭里也公然出售我的《江青传》盗版本。随着市场管理部门加强了对于盗版书摊的打击力度，盗版书改为由“城市游击队”销售。所谓“城市游击队”，是二、三人一帮，骑一辆“黄鱼车”（即三轮货车），盗版书装在车上，小而灵活，一、两人兜售，一人望风。一旦发现“危险讯号”，立即转移。

我也曾遇上“单帮”，那小伙子独自一人，把二十多本盗版书放在一个纸箱里，装在自行车的后架上。自行车停在公共汽车站，小伙子一边向等候公共汽车的乘客们推销黑书，一边东张西望。他每一回只带二、三十本书。在附近，往往另有盗版书小仓库。在卖掉一部分盗版书之后，再从小仓库里取书。这样，即便在销售时被执法人员抓住，充其量只被没收“黄鱼车”、自行车上那一点书。后来，进一步用摩托车替代自行车、黄鱼车，在出现异常情况时增加了逃跑的速度。

他们无固定摊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样的“城市游击队”通常在下午五时工商管理人员下班之后出动，曰“人约黄昏后”。也有的“城市游击队”胆子特别大，居然敢于“进军”上海闹市区，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出售。

我在出差外地的时候，经常的“收获”就是在路边地摊上买到我的著作的各种各样的盗版本。

我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封面变成了红字黄字，冒用“海南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我买到一本《政昙风云》（连书名都印错，把“政坛”错成“政昙”），署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我并没有写过《政昙风云》。一看，是把我的《胡乔木传》跟《红色的起点》两书合在一起盗版。2007年12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出没风波里》一书是小16开本，而盗版本却是32开本。我的《毛泽东的秘书们》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而盗版本却改成“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我遭到盗版最多的是《江青传》，盗版书多达十几种。其中最荒唐的一种，是把封面右上角的“叶永烈自选集”改成了“*第一夫人”！

其实，街头的地摊，只是小溪、小河而已，源头在于“三渠道”。

在中国，就图书的发行而言，在计划经济的年月，原本只有国营的新华书店网络，称为“主渠道”；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个体书商，人称“二渠道”。“二渠道”的出现，活跃了中国的图书市场。然而，在“二渠道”书商之中，逐渐分化出所谓的“三渠道”。这“三渠道”是“黑道”，专做盗版书。“二渠道”是公开的，合法的，而“三渠道”则是非法的，处于地下状态。“三渠道”已经成为中国出版界的“黑色肿瘤”。

不怕书商没文化，就怕书商有文化。像那种把《政坛风云》印成《政昙风云》的书商，显然没有文化。但是，也有的盗版书商有文化，做出的盗版书像模像样。就拿那本《毛泽东的秘书们》盗版本的封面，设计得不错，比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正版本的封面还好。不言而喻，在“三渠道”里也有封面设计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