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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第四章(第2页)

“行家?”

“我的意思是你有自己的酒店,在巴黎你提到的那个地方工作。我猜你在这里干活不会很开心的。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美国式餐饮就可以了。”他站起身,向我表示面谈已经结束。我喝干手里的威士忌,他则不耐烦地看着我,然后说:“很高兴认识你。”他没有跟我握手,“在第二扇大门那里把证章还掉。”

我驱车驶过了那座私人飞机场和那个私家港口。我交还了证章:它让我想起了离开艾德怀尔德机场32时要递交的的入境许可证。

我驱车来到了史密斯先生下榻的“大使”酒店。这里位于圣多明各市郊,环境很不适合他,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看到那个驼背的身影,还有那副温和谦逊的表情和那头杂乱的白发,出现在贫困潦倒的环境下。在这座宽敞华丽的酒店大厅里,男人们散坐着,腰带上别着钱包而不是左轮手枪的皮套,而他们戴墨镜也只是为了不让眼睛被强光刺伤。从“独臂强盗”33那边传来持续不断的叮当声,你还可以听见赌台管理员在赌场中吆喝。这里每个人都很有钱,就连史密斯先生也是。贫穷无迹可寻,它远在城中。一个身穿比基尼泳装的姑娘披着鲜艳的浴袍从游泳池边走来。她问前台,有没有一位小霍克施特鲁德尔先生来过这里。“我是说威尔伯·K。霍克施特鲁德尔先生。”接待员说,“还没有,但霍克施特鲁德尔先生稍后会到。”

我找人带话给史密斯先生,说我已在楼下,然后便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旁边的桌子上,人们正在喝朗姆潘趣酒,我不由想起了约瑟夫。他调的酒比这里的要好,我很想念他。

我在菲利波身边只待了二十四个小时。他对我态度还算客气,只是有点拘谨,但他已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菲利波了。以前听他朗诵自己那些波德莱尔式的诗句时,我曾经是个很好的听众,但要说到打仗,我就太老迈无用了。他现在需要的是琼斯,他想拉琼斯入伙。有九名同志和他一起藏在山里,但听他对琼斯说话的口气,你会以为他指挥着至少一个营的兵力。琼斯很明智地选择以听为主,自己讲的不多,但在我陪他们度过的那个晚上,我曾醒过来一次,听见琼斯在说:“你们必须站稳脚跟壮大自己。要到离边境够近的地方去,好让新闻记者接触你们。然后你们就可以要求得到外界认可。”身在这样一个乱石堆中的小山洞里(而且我还得知,他们每天都会换地方),难道他们真的已经在考虑组建临时政府的事了?他们手里有三挺老式的汤普森冲锋枪,从警察局抢来的——这些冲锋枪很可能从阿尔·卡彭的时代就开始使用了34——另外还有两杆一战时期的旧式步枪、一把猎枪和两支左轮手枪,而最后剩下的那个人手里则只有一柄大砍刀了。琼斯像个老手似的补充道:“这种战争就有点像是一场骗局。以前我们曾用一招骗过了日本鬼子……”他没有找到自己的那块高尔夫球场,但我真的相信他当时很快乐。游击队员们紧紧地围在一起,虽然他们听不懂他说的每一个字,可是那副情景就好像一位领袖来到了营地中间。

第二天,他们派约瑟夫当我的向导,试图带我越过多米尼加的边境。到这时,我的汽车和那两具尸体早已被人发现,在海地没有任何地方对我是安全的。由于约瑟夫的臀部受过伤,他们很容易就敲定了让他带我上路,而且他还可以同时去执行另一个任务。菲利波打算让我悄悄穿过国际公路,它位于巴尼卡35北部,绵延近五十公里,将两个共和国分隔开来。没错,在这条公路的两侧,每隔几公里就有海地和多米尼加的边防哨所,但据说海地这边的哨所到了晚上就会撤空,因为驻防哨兵害怕游击队会在夜里袭击他们,而菲利波很想弄清楚这是不是真的。边境附近所有的农民都已经被赶走了,但据说那里还有一支三十人左右的游击队在山区里活动,菲利波也想和他们取得联络。如果约瑟夫能活着回来,他带回的情报就会很有价值,即使他没能回来,他们的损失也比派其他人去要小。另外,我猜测,他们觉得约瑟夫走路不快,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能跟得上他。琼斯私下里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是:“我会好好干下去的,老兄。”

“那高尔夫俱乐部呢?”

“高尔夫俱乐部留到老了再说吧。等我们占领太子港以后。”

那段旅途走得很缓慢,既艰苦又累人,我们花了十一天才走完。在前面的九天里,我们东躲西藏,从一个地点突然冲向另一个地点,在羊肠小道上加紧赶路,而在最后两天,我们因为饥饿而变得鲁莽起来,不顾危险地抓紧冲刺。日暮时分,当我们站在脚下那座风雨侵蚀、寸草不生的灰色山冈上,远远望见多米尼加境内的茂密森林时,疲惫不堪的我依然感到欢欣鼓舞。我们这边到处是光秃秃的岩石,和他们那边密布的植被形成了鲜明对比,借此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条曲折的边界线。同在一座山脊上,那些树木却从未跨过边界,进入海地贫瘠干燥的土地中。半山腰上有一处海地哨所——不过是几间破败的小茅屋——而隔着那条小路,在哨所对面一百码远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城堡般的要塞,仿佛来自西属撒哈拉36。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望见海地哨兵纷纷跑出茅屋,没有一个人留下来站岗。我们看着他们离开,去了只有上帝才晓得的藏身地点(这里没有任何公路或村庄,他们没法从这片无情的岩地中逃走),然后我便和约瑟夫道了别,开了几句有关朗姆潘趣酒的愚蠢玩笑,继而爬下山坡,顺着一条涓涓细流走向国际公路——它的名头很响,实际上却只是一条小马路,比海地境内那条通往沃凯市的大南方公路好不了多少。第二天早上,多米尼加人让我搭上了一辆每天给城堡运送补给的军用卡车,一路来到了圣多明各,在那里我下了车,衣着褴褛,风尘仆仆,兜里揣着一百块无法兑换的海地古德和一张五十元的美钞,之前为了安全起见,我把它缝进了裤子的衬里。我拿这张钞票在酒店订了一个房间,洗了个澡,把自己收拾干净,然后结结实实地睡了十二个小时,这才前往英国领事馆,打算请求领事提供经济援助并安排移居海外——要去哪里好呢?

是史密斯先生将我从那份屈辱中解救了出来。他正好坐着费尔南德斯先生的汽车从附近经过,看见我站在大街上,试图从一个只会说西班牙语的黑人嘴里问出去领事馆的路。我让史密斯先生把我放在领事馆门口,但他执意不肯。所有的事情,他说,都可以等到吃完午饭以后再说。而等我们吃完午饭,他又告诉我,想从一个冷漠无情的领事手里借钱是不可能的,而他,史密斯先生,就在这里,身上带着很多美国运通公司的美金。“想想我欠你的。”他说,但我想不出他欠过我什么。他付清了“特里亚农”酒店的账单。他甚至还自己准备了益舒多。他不顾我的反对,请费尔南德斯先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而费尔南德斯先生开口说:“是。”史密斯太太也生气地说,如果我以为他丈夫是那种会让朋友失望的人,那么我可真该和他们一起度过在纳什维尔的那一天……现在我在酒店里等着他,不禁心想,他和斯凯勒·威尔逊先生之间真的是有天壤之别。

史密斯先生独自一人来到“大使”酒店的休息室和我见面。他为史密斯太太缺席一事向我道歉,说她正在跟费尔南德斯先生学习西班牙语第三课。“他们俩在一起能说个没完没了,你真该去听听,”他说,“史密斯太太学起语言来可是很有天分的。”

我把斯凯勒·威尔逊先生接待我的经过告诉了他。“他以为我是共产主义者。”我说。

“为什么?”

“因为通顿·马库特在追捕我。你还记得吧,‘爸爸医生’是抵抗共产主义的堡垒。而叛军么,当然了,是一个肮脏的字眼。我在想,约翰逊总统现在会怎么去处理类似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武装。我的母亲就是一名反叛分子——幸好我没告诉斯凯勒·威尔逊先生这个。”

“我不明白,让共产主义者当餐饮部经理又能有什么坏处。”史密斯先生看着我,脸上露出悲哀的神情。他说:“为同胞感到羞耻可实在叫人不好受。”

“你当年在纳什维尔肯定已经受得够多了。”

“那不一样。在那里,它是一种病,一种热病。我可以为他们感到难过。在我们州里还保留着殷勤好客的传统。当有人敲门求助时,我们不会问他关于个人政见的问题。”

“我本来希望能还清你的借款。”

“我不是穷人,布朗先生。在我领钱的地方还有更多资金。我建议你现在再拿一千元走。”

“那怎么行?我没有任何抵押可以给你。”

“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个,那我们可以起草一份文件——我接受用你的酒店作抵押,这样总是相当公平合理的吧。毕竟那是一块不错的产业。”

“现在它连一块铜板都不值了,史密斯先生。政府很可能已经接管了它。”

“总有一天情况会改变的。”

“我听说在北边有另外一份工作。靠近蒙特克里斯蒂。在一家水果公司做餐厅经理。”

“你不必沦落到做那么差的工作呀,布朗先生。”

“我以前也曾经沦落过,做的事情比这个更差,更不受人待见。希望你不介意让我再次搬出你的名字……这也是一家美国公司。”

“费尔南德斯先生告诉我,他需要一位会说英语的合伙人。他在这里有一份小生意,做得还挺不错。”

“我可从没想过干殡仪员这一行。”

“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社会服务,布朗先生。而且也很有保障。不愁生意不景气。”

“我先去试试餐厅经理的职位吧。对这一行我的经验更丰富。如果不成功的话,谁知道呢……?”

“你知不知道皮内达夫人正在城里?”

“皮内达夫人?”

“就是到你酒店里去过的那位迷人女士。你肯定还记得她吧?”

一时间我还真没想明白他指的是谁。“她在圣多明各做什么?”

“她丈夫被调到利马工作了。她带着她的小男孩要在这里的大使馆住上几天。我忘记那孩子的名字了。”

“安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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