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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去了权力的皇帝，必须做遵守法律的模范。失去了权力，皇帝所能凭恃的，，除过皇帝这个头衔在千百年积攒的神圣和威严外，剩下的，就是他本人的德行以及遵法守纪等现实表现了。退一步说，无权的皇帝，想违法也难以违法，就像失去了权柄的官员再也无法贪污*一样，当然，这儿是说皇帝在政治等大问题上的违法，想来盗窃、杀人这类违法事情皇帝是不屑干的。与其不能违法，倒不如自觉遵法守纪，以便自己的声望威严不坠、神圣的光环不退色。事实上，在虚君制巩固之后的国家，如英国、荷兰、丹麦，当今的日本与泰国等，君主都以模范遵守法律为己任，这时他们为了巩固他们的皇位所必须做的，不然的话，就将引起国民的厌恶，从而影响皇统的传递。但是在客观上，他们的遵纪守法给国民做了榜样，引导、影响国民对法律的敬畏心理。

三．在清末时候，民风还相对纯朴的多，老百姓对官法的畏惧之心仍在，几千年来“民心似铁，官法如炉”的实践，使得官法的威慑力还在，不像现在执法的难度那么大。那个时候没听说过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货款的问题，民间的票号全凭信誉，就可以做几十万两银子的大生意，社会的信誉体系还健在。

有了这三个条件，法律得到严格且准确的执行，应该没有大问题，社会的稳定可以乐观的期待，基本的*能够得到保障，中国将在中央集权这个大格局下获得发展。就这样；平稳的发展40年，中国能成为世界强国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先讨论富与强的关系问题。

第十六章　立宪成功，40年内中国能否达到世界强国的地位？（2）

二．富与强的关系

现在的媒体上，经常见到讨论中国崛起的问题，论据主要是说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GDP在全球的排序已经上升到了第4位，占全球GDP的份额达到了6　％，（2007年数据），因此崛起在望，中华民族的腾飞指日可待。按这些流行的观点，似乎经济的发展是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似乎富与强紧密相连，甚至两者之间竟可以划等号。那么看看清末的情况吧。

1840年，中国的GDP全球排名第一，占世界的份额为，此时英国的GDP占世界的份额仅仅是，但是与英国打仗，大清惨败。这次战争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以数千远征的兵力，将大清帝国打得屡战屡败，清政府在无奈下，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1860年，中国的GDP虽然有所下降，可全球排名仍为第一，占世界GDP的份额为。远超英、法。这一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年，英法联军以两万两千人的兵力，攻入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吓得大清的皇帝咸丰逃往热河。洋兵如入无人之境，烧杀抢掠，圆明园就是这时被烧的。此战的后果是大清割让九龙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一千六百万辆。

1894年，中国的GDP全球排名第二，占世界GDP的份额为，而日本的GDP占全球GDP的份额只有，中国是日本的5倍多。此时大清的常备军是一百万，而日本经过持久的扩军备战，兵员也只是区区的22　万。但是在次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大清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陆军也是节节败退，溃不成兵。此战的后果是割让台湾、辽东半岛给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1900年，中国的GDP全球排名仍旧是第二，占世界GDP的份额为11％，但是八国联军以两万人的兵力，从天津长驱攻入北京，当时华北一带有清军十多万，义和团民四、五十万，却阻挡不住孤军深入的两万洋兵，被其赶杀得望风而逃，最后，洋兵攻破北京城，逼得掌权太后慈禧远逃西安，却不知羞的自称“西狩”，此役的结果是签订《辛丑条约》，赔偿洋人白银四万万两。

（各种GDP数字来源：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该文在如下网页：）

历史是血淋淋的，但是只简单的用“清政府*无能”来解释这段凄惨屈辱的历史，显然极不负责任。清政府那么无能，却仍旧在这段时间鱼肉百姓，作威作福，那是不是说明那时候我们的百姓更加无能？或者借用一句自欺欺人的话，“不是我们无能，而是敌人太强大”！

清政府的功过，不是这本书评述的范围，我引用以上几件事，只是想说明GDP和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关系并不是那么紧密。鸦片战争之时，中国既大又富，GDP排名稳拿第一，远远高出名列第二的英国，占世界份额之大让人咂舌，但这又能怎么样，那时候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兵员总数又远远多于英国，可失败的是我们。如果仅仅是一次失败，那么在战术上战略上可以多找原因，但次次失败，而且败得极惨，就不是技术层面的原因了。

1840年的大清，幅员广阔、全国一统、皇权专制，拥有远超世界各国的GDP，军队的数量也是各国中最多的，说它是个弱国，简直让人觉得说不出口，但它就是那么弱，弱得让人痛心。　。　想看书来

第十六章　立宪成功，40年内中国能否达到世界强国的地位？（3）

三．国家强盛与民族强盛

没有民族的强盛就没有国家的强盛，1840年，当中华民族尚处于万马齐喑的可悲状态，大清如何能称得上强盛，即便它再福一些，再大一些，那也只是富只是大而已，和强盛沾不上边。

说到“万马齐喑”，想起了龚自珍已亥杂诗中的一首：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首诗写于1831年，距第一次鸦片战争不到十年，有这首诗为证，那个时候，清朝最起码在龚自珍的印象中是万马齐喑，而从清朝盛行的文字狱等事情中，也能佐证龚先生的万马齐喑绝不是无稽之谈。不过龚自珍能劝“天公重抖擞”，看来是他对这样的大清并没有完全失望，还指望它能真的抖擞起来，但是他的儿子却似乎对大清完全失望了，因为后世有人提出指控，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就是他儿子带的路。

天下家国，本同一理。如果有这样一个家庭，家大业大，可是家中的人却或病或痴，或懦弱或颟顸，那么这个家不强盛，经常遭人欺负就是难免的了。

用家的道理来看，大清那么大，那么富，却一点也不强，原因其实十分简单，那就是数百年来一直推行的愚民政策，这个政策将中华民族的肌体弄病了，将中华民族的精神异化了，民族的神经也被弄得迟钝麻木，

英国人阿克顿说：“民族因素在国家中的巨大重要性，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它是政治能力的基础。一个民族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形式和生命力。”这话说得很清楚，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可是，中华民族曾经那么有活力，勤劳勇敢，彪悍开拓，胸怀博大并且自信洒脱，例如两汉时候，“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时候的中华民族，那么威武强悍，盛唐时候，

那么，中华民族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才变得颟顸了，懦弱了，民族精神变得衰弱不振？民族的神经变得迟钝麻木？

愚民政策并不是清代的皇帝发明的，从孔夫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起，愚民的理论基础就有了，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起，愚民政策就正式登台亮相了，但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愚民政策的作用其实很有限，“坑灰未冷天下乱，原来刘项不读书。”秦始皇将天下的书拿去烧了，可造反的刘邦项羽根本就是不读书的人，他们的造反，只是依据自己的本能反应。在秦的*下，首先站起来造反的陈胜吴广也并不是因为读了什么书，懂得了什么大道理，这才领了百姓揭竿而起，他们造反也是出于本能，求生的本能。

因此类似于焚书一类的愚民政策，虽能阻止或者减少思想的传播，却并不能剥夺人的本能，不能变异人的精神。如果有一种学问能变异人的精神，破坏或者封闭人的本能，那么用这个学问来愚民，其功效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