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字穰卿,先世是徽州人。乾隆年间迁居杭州,经营盐、典两业而成首富。汪氏与海宁查氏一样,亦商亦官,子弟风雅,性好藏书,四世聚积,名声虽不及“宁波范氏天一阁”,但提起杭州“汪氏振绮堂藏书”,士林中亦无不知名。
汪氏后辈中最有名的是汪远孙,字小米,官不过内阁中书,而归田的尚待督抚,无不礼重,振绮堂藏书亦至汪小米而极盛,所居之地在东城,就称为“小米巷”。他的侄子,亦是名闻天下的人物,二十年前与无锡薛福辰会治慈禧太后的沉疴而大蒙宠遇。
汪康年就是汪小米的胞侄。光绪十八年壬辰科的进士,亦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之一,光绪二十二年在上海创设《时务报》,鼓吹变法维新。《时务报》是旬刊,专以议论为主,为了报导时政,上年春天又创办《时报日报》,不久改名为《中外日报》,销路极畅。有此为民喉舌的利器在手里,经元善的提议,便很容易地激起了波澜壮阔的声势,由于汪康年的支持,第二天到上海电报局自愿列名电请总署代奏的士绅名流,计有一千二百余人之多。
电报到京,总理衙门的章京不敢怠慢,立即先将正文送到庆子府,只见电文是:“总署王爷中堂大人钧鉴: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圣上力疾临御,勿求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卑局经元善暨寓沪各省绅商士民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合词电奏。”
这使得庆王大感意外,他原以为可能有不怕死的言官,会步吴可读的后尘,上折奏谏,不想小小一个并无言责的候补知府,会有此举动!他心里在想,这经元善的脑袋或许不会丢,纱帽是丢定了。
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却真不小。应不应代奏,庆王一时拿不定主意,姑且将电文抄录一份,先派专差送了给荣禄再作道理。
不久,荣禄亲自登门,同时,一千二百三十一人的名单亦已译完送到。列名的人,有汪康年同榜,现任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名重一时的章炳麟等等。此外,所谓“海内四公子”
倒也有一半在里头:丁日昌的儿子丁惠康与吴长庆的儿子吴彦复。
“仲华,你看怎么办?快过年了,莫非还惹皇太后生一场闲气?”
“生气是免不了的,可不是闲气!”荣禄指着电文说:“凭‘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这一句,就不能不代奏。“
“‘探闻’之说,不一定靠得住。”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好!这么说,就准定代奏。可是,咱们得有话啊?”
“当然。”荣禄沉吟了一会说,“这件事当然不宜宣扬,也不便批复。不过光是留中也不行,那些人还会闹。现在得想个法子,让他们、让洋人知道,皇上还是照旧当皇上。人心一定,自然就没有什么可以闹的!”
“说得是!我倒想到一个题目,皇上明年三旬寿辰,本来不宜举动,现在倒似乎以有所举动为宜了。”
“题目是好题目,文章很难做。轻了,不足以发生作用,重了,太后未必乐意,端王也会跟咱们结怨家。这得好好商量。”
于是置酒消寒,秘密斟酌停当,第二天一早上朝,荣禄特意不到军机处,也不邀其他总理大臣,由庆王递牌子,抢头一起见着了慈禧太后。
两宫同御,平时不大容易说话,而这天的话却正要当着后帝在一起的时候说。庆王将电文抄件呈上御案以后,不等慈禧太后开口,抢先说道:“上海的绅商士民,全是误会。宫中上慈下孝,立大阿哥的本意,在上谕中亦已经说得很明白。南边路远,难免有些道听途说的传闻,不过这个电报的本意是怕洋人调兵干预,并没有其他情节。奴才两个觉得不理他们最好。”
“不理,”慈禧太后问道:“不闹得更厉害了吗?”
“只要皇上照常侍奉皇太后视朝,大家知道误听了谣言,当然不会再闹。要再闹,就是别有用心,莫非朝廷真的拿他们没奈何了?”
这话说得很中肯,慈禧太后对民气的“沸腾”,不足为虑,可是,“洋人呢?”她问:“不说要调兵来吗?”
听得这一说,庆王和荣禄都格外加了几分小心。他们俩昨天反复推敲的结果,便是决定引慈禧太后发此一问,然后抓住这个题目,一步一步去发挥。
“他们也不过听闻而已。道听途说,也信不了那么多!”
庆王越是不在乎,慈禧太后越关心,因为过去几次外患,都因为起初掉以轻心,方始酿成巨祸,“‘微风起于蘋末’,”她说了一句成语作引子,接下来用告诫的语气说:“若说洋人从他们国内调兵来,那是胡说,包里归堆才两三天的工夫,要调兵也没有那么快,那班人更不能那么快就有消息。也许是南边的洋兵往北调,这可是万万不能大意的事!”
“这……,”庆王答说:“得问荣禄,奴才对军务不在行,不敢妄奏。”
“那么,荣禄你看呢?”
“奴才正留意着呢!”荣禄答说:“上海倒是有几条外国兵船往北开。不过,游弋操练,也是常有的事。奴才只看它船多不多,是不是几国合齐了来?如果不是,就不要紧!”
“到底是不是呢?先不弄清楚,等看明白情势不妙,那时再想办法可就晚了。”
“是!”荣禄故意沉吟了一下,“不过,回老佛爷的话,预先想法子也很难。洋人拿立大阿哥就是皇上要退位作借口,咱们又不能给人画把刀,说皇上一定不会退位。若是有个法子,让洋人知道,深宫上慈下孝,谁也挑拨离间不了,也许倒死了心了。可是,这也不能明说,一落痕迹,反为不妙!”
“不落痕迹呢?可有什么法子?”
“是!”
在这荣禄有意沉默之际,庆王突然开口:“奴才倒有个法子!皇太后慈恩,那天交代,皇上明年三旬万寿,应举庆典。听说军机处怕事无前例,容易引起误会,奏请暂缓颁旨。如今正不妨仍旧颁懿旨,想来皇上孝顺,一定谦辞。这么一道懿旨,一道上谕,先后明发,不就看出来上慈下孝了吗?”
“是吗?”慈禧不以为然,“这么做法,一望而知想遮人耳目。”
“那,那就真个举行庆典。”
“不!”一直不曾开口的皇帝,似乎忍不住了,“皇太后有这个恩典,我也不敢当,不必举行一切典礼,连升殿的礼仪也可以免。”
“典礼可免,开恩科似不宜免。”荣禄急转直下地说:“奴才斗胆请旨,明年皇上三旬万寿,特开庆榜。庆典虽不举行,‘花衣’仍旧要穿。”
对于荣禄所提出来的这个结论,慈禧太后入耳便知道其中的作用。皇帝的整生日,如果要举行庆典,当然就少不了开恩科,尤其此时而行此举,名为“嘉惠士林”,实在是收买民心,安抚清议的上策。
不过,新君登基,照例亦须加开恩科。如果皇帝三旬寿辰,其他庆典皆废,独开庆榜,亦容易为人误会,是一种明为祝嘏,暗实贺新的移花接木手法。若有一道庆寿穿花衣的上谕,便可消除了这一层可能会发生的误会。
所谓“花衣”是蟒袍补服,国有大庆,前三后四穿七大蟒袍,名为“花衣期”。在此期内,照例不准奏报凶闻,如大员病故、请旨正法之类。慈禧太后心想,这一庆贺的举动,惠而不费,而有此一诏,至少可以让天下臣民知道,在明年六月二十六皇帝生日之前,决不会被废。这一来起码有半年的耳根清静,到下半年看情形再说,是可进可退很稳当的做法。因而欣然同意,决定在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两天,交代军机照办。
二十八那天,是钦奉懿旨:“皇帝三旬万寿,应行典礼,着各该衙门查例具奏。”到了二十九那天,皇帝亲口指示:“明年三旬寿辰,一切典礼都不必举行。”当然也就不必查例了。刚毅心想,话是两个人说,意思是慈禧太后一个人的,既有前一天的懿旨,何以又假皇帝之口,出尔反尔?正在琢磨之时,慈禧太后开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