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爷的意思呢?”
“我看,非马上回奏不可。”
“那,不必这么张皇吧?”
“张皇?”庆王不悦,“子良,你这话什么意思?”
“王爷,你请坐!”刚毅将庆王扶坐在炕上,自己拉张凳子,坐在他对面从容说道:“王爷倒想,使馆旦夕之间,就可以铲平,洋人能逃活命的很少,如今多杀一两个,要什么紧?”
“错,错,大错!”庆王深深吸了口气,“公使非教民可比。如果不是马上有很妥当的处置,各国引此为奇耻大辱,连结一气,合而谋我,这岂是可以儿戏的事?”
一句话未完,有个苏拉匆匆进门,屈一膝高声说道:“叫起!”
这是召见军机。体制所关,庆王不便随同进见,匆促之间,只拉住礼王说道:“德国公使被害这一节,请你代奏。我在这里候旨。”
礼王答应着,与王文韶、刚毅一起在仪鸾殿东室,跟两宫见面,他倒很负责,将庆王所托之事,首先奏闻。
将经过情形大致奏明以后,礼王又加了两句刚毅所教的话:“据说是该使臣先开的枪,神机营兵丁才动的手,说起来是咎由自取。”
不管咎由自取,还是枉遭非命,总是杀掉了外国的公使,而这正是包括荣禄在内的许多大臣,所一再主张必须避免的事!慈禧太后有些不安,随即传谕,召唤荣禄进见。
这又是一次“独对”,重提将各国公使护送到天津一事。荣禄几次有此奏请,但等慈禧太后这时接纳了他的建议,荣禄的回答却令人大感意外。
“回老佛爷的话,晚了!奴才不敢说,准能将洋人平平安安送到天津。”
慈禧太后诧异地问:“这什么缘故?”
“董福祥早就不受奴才的节制了!至于义和团呢,连奴才都让他们给骂了。”
“有这样的事?”
“奴才怎么敢在老佛爷面前撒谎?义和团真敢拦住奴才的轿子,指着奴才的鼻子骂。”
“骂你什么?”
“汉奸!”
“这可不成话!”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不过也不要紧,反正到明天就有人管他们了。德国公使被害这件事,你看怎么办呢?”
“只要不攻使馆,还可以平人家一口气。”
“你说的什么话!”慈禧太后突然发怒:“你只知道平人家的气,谁来平我的气?”
荣禄不敢争辩,只碰个头说,“奴才惭愧!”
“既要宣战,又不教攻使馆,”慈禧太后的神气缓和了:“这话说不过去。”
“是!”荣禄答说:“不过投鼠忌器,东交民巷也住了好些王公大臣,徐桐是逃出来了,还有肃王,太福晋六十好几了。”
“这不要紧!我已经告诉庆王,务必派人把他们接了出来。”慈禧太后又说:“也跟端王说了,让他传谕董福祥,等把人都接了出来再开仗。”
事已如此,回天乏术,荣禄觉得只有设法保住南方各省。想了一下,很宛转地说:“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都有电报到京,希望大局不至于决裂。他们远在南边,京里的情形,不大明白。疆臣守土有责,总要让他们知道朝廷不得已的苦衷,才能联络一气,支持大局。”
“这话很是。”慈禧太后说道:“你跟他们商量着拟个稿子来看!”
所谓“他们”是指军机大臣,而荣禄退下来只找王文韶商议,字斟句酌地拟好一道电旨,再写个奏片,一起用黄盒子送了上去,等候钦定。
这道电旨与前一天的口谕:“兵衅已开,须急招集义勇、团结民心、帮助官兵”,以及已经定稿,尚未发布的宣战诏书,大异其趣,仍指义和团为“拳匪”,说他们“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
略道朝廷处境之难,总之以茫然的悲叹:“洋兵麇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逆料。”接下来便是寄望于疆臣,语气亲切而冷静:“各省督抚,均受国厚恩,谊同休戚,时局至此,当无不竭力图报者,应各就本省情形,通盘筹划,于选将、练兵、筹饷之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侵占;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实际。”
对于东南沿海及长江航运所通,外人能到之处,更特有指示:“沿江沿海各省,外人觊觎已久,尤关紧要,若再迟疑观望,坐误事机,必至国事日蹙,大局何堪设想?是在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时势紧迫,企望之至。”
自同治初年以来,凡是让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