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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洋房的“样板”,简直象从天堂跌到地狱那般差异。

苏联人的排外情绪,并未因“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有所改变:这个事实,托洛茨基都承认过。'2'莫斯科的平民如此,毫无知识的农民,亦复如此。经国说他们不讲道理。“我初到的时候,因为我是外国人,没有一家肯借床铺给我睡。第一夜我就睡在一个教堂的车房里。”'3'

不讲道理的原因,是这些人的优越感,潜意识的种族歧视。他们奇怪,怎么会来个插队的矮小中国人?至于为什么?尼古拉同志什么出身来历?没有人有兴趣,经国不会去说它,说了也白费气力。

忍耐恐怕是经国唯一的武器,迫不得已,把自己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情绪、骄傲,隐藏起来,用行动表

现做农民的朋友。其忍辱负重的过程,有他自己的日记,足资征引。

“第二天,一早就到农场去。农民讲许多话来讥笑我,可是,我很客气的对他们说:‘早安!’后来有一个老农民对我说:‘你应该与我们共同耕田!’我说:‘好!’他们就给了我一匹马及其它的农具,开始我以为耕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是后来感觉到并不十分困难,惟须多用体力罢了。耕田耕到晚上,身体已很疲倦。回到教堂的车房中,浑身疼痛,倒头就睡。睡到半夜,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妇人,起了些同情心,把我叫醒:‘朋友!这不是睡觉的地方,到我的草屋里去睡吧!’‘十分感谢我慈爱的老朋友!不过我今天很疲倦了,明天我来!’我冷冷地回答。‘你用不着怕我,在这儿睡觉是会生病的!我住的虽是茅屋,可是要比这里好得多,一同去吧!’”'4'。

没有住处,睡到“教堂车房里”的经国,是他献身苏维埃祖国的第一课。“劳其筋骨”,斯大林好象颇懂中国孟轲的大道理。

沙弗亚老农妇的慈爱,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残暴,形成强烈的对比。相信,这是经国第一次感到人性光辉的温暖时刻。沙弗亚终于成了他的好朋友,那草屋成为他唯一的归宿。

冲破环境的哲学,是抓上层阶级,向村中顽固派的领袖,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他的结论:“要有群众的信仰,必须先和他们的领袖接近,要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必须先影响他们的领袖。”

得到领袖信任后,再推动组织,争取群众信任。果然,经国的处境大变,他的领袖气质,使他免于劳力之苦,放弃耕种,专职为农民接洽土地贷款,购置农具等任务,且当选了农村苏维埃的主席。

苏维埃农民,本质上,和中国农民,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农民,纯朴忠厚的性格,有其共同之处。唱高调、喊主义,没有用的。只有行动实践,才能赢取信任。

真实体验中,经国学到群众运动的真谛。劳改期满,当他离开石可夫时,当地农民流露出的真挚情感和离别场面,生动感人,更富戏剧性。他写着:

“草屋门外面的人,渐渐的多起来了。当我吃早饭的时候,斯客洛平走进来对我说‘全村农民都来欢送你了!我们要开一个露天欢送大会。’我就走出门外,看他们手中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鸭,斯客洛平宣布开会并致欢送词。”'5'当时他的行李,只有一只破小箱,箱子里装着两身衬衣裤和一双已经补了十多次的破袜子,三、四个月没有用过一次肥皂,比起他同村的农友来,他才真算“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典型。”

离开石可夫村,使他感到怅惘,尤其是告别沙弗亚老农妇,要不是她,当时就没有人收容一个睡在车房里的孤客,那他将要和莫斯科的严寒进行生死存亡的挣扎,离开此地,还有没有这样的人间温暖呢!

第二年夏天,经国曾重回到村庄来,探望这位老妇人。可是,她已在两个月前孤苦地去世。经国特地买了一束花,到坟前凭吊,且大哭一场,充分流露着非布尔什维克的一面。

从工厂去农村,由农村重回工厂。一度在一个小火车站担任搬运工人。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争气做人,不得不离开这四位好友,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去阿尔泰金矿。

临去前夕,患恙不起,他自己说:

“……病得快要死,睡在一个小火车站的烧水房里面,有四个青年的伙伴围着我,两个摸着我的手,一个摸着我的头,另外一个动也不动地站在我身边,他们都知道我的病是非常危险的,大家都想救我帮助我!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五个人都是靠气力生活的,而这几天天气特别冷,火车站上的货物不能搬运,所以一个钱都赚不到,他们在这个无可奈何的时候,只好同声唱所喜欢的歌给我听:

‘我死了,我死了!

总会有一个人把我埋葬起来,

可是谁也不会晓得我的坟墓在哪里,

到了明年春天,

只有黄莺会飞到我的坟上来,

唱美丽的歌给我听,

但是唱完了,它又要飞走的……’”

这首歌,是俄国一支古老的民谣,歌词隽永,'6'调子凄惋,触景生情,使他想起命运,想起生死的问题,病愈和同伴们告别,偷偷留下一张字条:“山和山是永远遇不到的,人同人总是有遇到的机会的,祝兄弟们健康”,压在一块黑面包的下面,背着包袱,离开车站,越过高山,走过六十公里长的大森林,踏着洁白的冰雪,到了矿场,淘金挑柴,又开始劳动生活。

幸而在金矿停留的时间很短,只有半年,又重回原来的小火车站,在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机械厂(UralHeavy Machinery Plant),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厂址在斯夫洛斯克(Sverdlousk)。后来由技工升技师。王升著《我所知道蒋总统经国先生的人格风范》,吹嘘经国为苏联设计坦克,从莫斯科步行到西伯利亚等,不仅吹牛吹过了头,更证明王的知识贫乏,自己造自己的笑话。

经国自己说,不过“越过了高山,走完了六十公里长的大森林,”'7'用想象去写历史,太可笑了。

在工厂里,重逢小彼得,就是“四个朋友中间的一个”,分外亲热。其它三个,一个故世,两个到南方煤油矿去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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