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霞小我一岁,属羊。
阿霞个子不高,敦敦实实的,来城里半年了,也没有消去腮上的两块红晕。其他人开玩笑,说那是红二团。
我穿着制服,跟着杨经理走进大厅。好多人围着桌子折纸巾,有的抬起头来看见我,就笑一下,有的头也没有抬。
大厅里四面装着大镜子,明晃晃的。我想姚伯伯到底是国外回来的。除了带回了经营理念,也懂得视觉空间的延展魔术。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盘下这么大一个门面本就不易,现在因为有个镜里镜外的缘故,竟似乎又大了一倍。
每面镜子里都有一个我,还都是别别扭扭的样子。制服松松垮垮的,走动起来两袖清风,好像个前朝遗少。虽说是西式面馆,门口招牌上还画了个巨大的牛仔,可制服的确设计得一点不干练,硬要搞什么中西合璧似的。看着看着,镜子里多了一张面孔,对着镜中的我嘻嘻地笑着。这是个圆圆脸的女孩子,拄着个和她一样高度的大拖把。她发现了我在看她,赶紧低下头去。
这时候就听见杨经理说,阿霞,门口的水怎么又没拖干净,想叫客人滑跤啊。
这女孩子就拎着拖把往门口走,突然回过头来,说,经理,我以后不用拖地了吧,有新的来了。
经理就不屑地笑了,说,你就想,能叫人家大学生拖地么。
其实除了拖地之外,杨经理也不晓得能叫我干什么。我实在是她所有安排计划之外的一个人。而她所有安排的结果,对于我来说,无非是社会实践报告上的一个大红章。我们家里都是些顶顶认真的人,具有中国特色的形式主义,有自己一套运行的游戏规则。而因为我们家这样的家庭的存在,就出现了许多旁枝末节。我在大一暑假的社会实践任务,在我们家里是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的。其他同学,基本都在一个星期之内在居委会和父母所在单位搞定了。所以当他们叫我出去玩的时候,听说我要正儿八经地去餐馆打工了,都有些迷惑。
拿来拿来,我给他盖章。电话那头是个大大咧咧的声音,姚伯伯是个老江湖,自然对这套游戏规则烂熟于心。爸爸说,老姚,你误会啦,我是真要把儿子送到你那里去磨炼磨炼的。姚伯伯沉默了一下,说,那让他到信息台来吧。信息台在当时还是颇时髦的行当,是姚伯伯的另一份产业。爸爸说,不,就让他去餐馆,不吃点苦,就失去意义啦。姚伯伯嘿嘿一笑说,你行,把儿子送我这儿忆苦思甜了。你舍得了,我也就没什么不忍心的。那就磨炼吧,也让你家少爷瞧瞧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面纱是怎么撕下来的。
姚伯伯是爸爸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后来娶了一个美籍华人的女儿,成了美利坚公民。爸爸说,姚伯伯在美国帮岳父家打理产业,据说是很有建树的。可时间长了,心尖上打了一个中国结,竟然真的就解不开。一狠心,就回来了,带了投资,在家乡开起了洋风味的牛肉面馆。当时是踌躇满志的,要在中国的餐饮界烧上一把火,准备把麦当劳和肯德基烧个片甲不留的。
姚伯伯人很好,有孟尝君之风,经常约来一帮老朋友,在他的馆子里吃吃喝喝。生意是在做,可看上去热热闹闹的,却往往是自己人。有阵子店里不是很景气,他还是吆五喝六地叫大家来吃,众人过意不去。他就说,呵呵,以为叫你们来干啥。过来给我撑台面,做广告的。
他对员工似乎也不错,这是我后来感觉到的。他似乎不怎么照应我。这一点我倒是很喜欢,自在。
爸爸是铁下心来要我锻炼,所以每天要求我一早骑着单车去上班。按理我们家在城北,坐车去市中心是方便的。不过我算懂得爸爸的良苦用心,就老老实实地照做。
第一天可能是没计算好时间,狠狠地迟了一到。打了卡,我也没在意。杨经理看着我笑笑,没说什么。目光所及之处,好像人人都在忙碌,有条有理。一下子,我又好像成了局外人。我走到更衣室换衣服,到了门口,一个人影斜插出来,堵住去路。我一看,是昨天的那个圆圆脸的小姑娘。她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说,跟我走。我一时懵懂得很,就跟着她走。走到杨经理跟前,就听见她说,经理,他迟到这么久,你怎么不骂他啊?
我大吃一惊,回头看她,她脸红得有些肿胀起来,似乎愤怒得很。再看看杨经理,脸上尴尬着,却又对我笑,嘴动了动,终于说出话来,却是冲着那小姑娘的,发神经啊,阿霞,没看我忙么,干活去。阿霞舔了舔嘴唇,挪了几步。却又折回来,我们迟到你都骂,为什么他你不骂。杨经理正在给客人落单,这回真的不耐烦了,声音粗了起来,二五,我骂他,有人就要骂我,你拎不清啊。
阿霞终于走了,我还莫名其妙着。定了定神,终于去更衣室换衣服。一出来,杨经理把我叫到一边,刚才的事,别跟你爸说哦。我答应着,听到杨经理说,这个阿霞,缺根筋,总要给我惹祸的。
我一上午的工作无非是擦擦桌子,帮客人落落单。我看其他的服务生两只手端着四五只盘子楼上楼下地跑,好像挺有成就感。就对经理说我也要做,经理说,你刚来做不来的。要练好久。阿霞,来半年了,都端不了的。
忙完中午的饭时,大家坐在一起吃东西,吃得很安静,凝重得过分了。吃着吃着,工友们总归对我有些好奇,就开始问这问那。我就耐下心来答,正经八百地,大家就都说,毛果这个大学生,还真是个好脾气的人。他们说话的时候,阿霞就直直地看着我。她的眼睛真是大,目光却是涣散的。表情就有些茫然,好像时刻走着神。虽说是这样,我终于也被她看得心里发毛。这时候突然听见她大声地说,他迟到,经理肯定不会扣他工资的。
她声音这样大,斩钉截铁,似乎刻意夸张了自己的郊县口音。我心里又有了莫名其妙的感觉,很无助似的。这种感觉十分奇异,好像某些游戏规则被打破了,让我的双脚突然踩了个空。
我抬起头,看着工友们。大家对她的话并不在意。有个叫瑞姐的,冷笑了一下,开始低下头去剔指甲。其他人只是沉默而已。气氛一时有些生硬,但也没有谁的脸上有了看热闹的人通常具备的饶有兴味的神色。
这时候大厨王叔站起来,说,干活了,干活了。我也跟着站起来,却看到阿霞空洞的目光仍旧一路逼视着我。王叔哈哈一笑,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我们霞子还厉害啊,哈哈哈。
我这才觉出阿霞在这个群体中,是个异数。很不寻常的,是她自己的行为和别人对她的态度。这原本是个很世俗的群体,阿霞的旁逸斜出,似乎为它增加了一些考验的力度。而被考验的,是我。
回到家,我无意说到了阿霞的事情。妈说,啊,老姚店里还有这样的人,乡下来的吧,这么没教养。毛羽,要不要跟老姚说一声啊。
我突然想起来什么,不,什么也不要跟姚伯伯说,你们说,我就不去了。
第二天我起了大早,到了餐厅。还没什么人,杨经理看见我,好像有些惊奇。她看看我说,你,其实不用这么早的。停了停,又说,阿霞的话,不要当真。
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自律,会引起了其他人的好感,其中包括阿霞。
中午吃饭的时候,阿霞竟坐到我旁边,吃了几口,她又开始定定地看我,突然大声地对我说,你看,你可以不迟到的嘛。
大家又沉默了,含笑看着我,好像阿霞代替他们说出了对我的褒扬。我突然有些兴奋,是一种被接纳的感觉,可是这种感觉同样是奇特的,是一种有些幼稚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只是因为阿霞的一句话。
阿霞低下头去,大口地吃东西,把汤喝出很大的声响。那是一种理直气壮的声音,一种孩童式的理直气壮。我逐渐感觉到阿霞在人群中是一个小小的权威,奇特的是,这种权威却含有某种游戏的性质,是在被众人的纵容中形成的,这一点让我迷惑。
我想,我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我一旦融入了一个集体,也许不会被同化,但是也决不企图让它去迁就我。这一点,也许注定我不会成为一个领导者。一个星期后,我在下午休息的时间里不再觉得无聊,因为可以边打盹边听王叔讲他千篇一律的黄段子,或者和小李比赛打手掌机上的电子游戏,又或者在楼下大厅耳朵上夹着纸条打“拖拉机”。这样久了,也没人把我当什么大学生。大家都很放得开了,男人可以说一些关于女人的下流笑话,而女人开始八卦一些刻毒的家长里短。他们不在乎我听不听,只是我不再是他们不吐不快的障碍,这一点令他们感到欣慰。这个群体浮现出了它低俗的实质,这是我所陌生的,却似乎并无困难地接受了它。
这时候的阿霞,却是很安静的。她往往是拿来一小箩纸巾,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慢慢地折。开始动作是机械的,中规中矩的,她脸上的神情也是相当肃穆的,是完成使命的样子。渐渐自己也感到烦腻了,就折出许多花样来,脸色也跟着活泼了。折的多是些中看不中用的形状,很繁复,但失去了纸巾的功能的。这时候,如果有人问,阿霞,你折的什么啊?她就会把先前折好的模型迅速地抖开,再规规矩矩地折成千篇一律的样子。
终于有一次,在下午一场酣畅淋漓的牌局之后,我起身去厕所。经过阿霞的时候,突然听到她大声地说,你怎么跟他们一样哦,你是大学生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