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对各种美丑的感觉,是如此显著地受到社会习惯与时尚的影响,那也就不可能指望,我们对行为美丑的感觉,会完全不受这两种因素的左右。然而,它们在这方面的影响,似乎远小于它们在其他方面的影响。也许没有什么外在物体的形状,无论怎样荒谬奇怪,是社会习惯无法使我们甘心忍受的,或是时尚无法使它变成甚至受人欢迎的。但是,像尼禄(Nero)[13]或克劳迪(Claudius)[14]那样的性格与行为,任何社会习惯都无法使我们甘心忍受它们,任何时尚也都无法使它们变成受人欢迎。前者将始终是畏惧与憎恶的对象;而后者将始终是轻蔑与嘲笑的对象。我们的美丑感觉所倚赖的那些想象力因素,本质是这么的细腻与纤弱,以至于很容易被社会习惯与教育改变。但是,道德赞许与非难的情感,却是建立在最强烈与最旺盛的人性热情基础上;它们也许会稍微受到弯曲,但绝不可能完全被扭曲颠倒。
但是,虽然社会习惯与时尚对道德情感的影响,确实不是这么的大,不过,它们在这方面的影响,和它们在其他方面的影响,性质仍然十分类似。当社会习惯与时尚和自然的是非褒贬原则相一致时,它们会提高我们的道德情感的敏锐度,使我们更加厌恶任何接近邪恶的事物。那些不是在普通所谓好的,而是在真正好的师友环境中被教育培养出来的人,那些在他们所尊敬的与日常交往的师友身上习惯见到的,无非是公正、谦逊、仁慈、与端正合宜的人,对于凡是看起来不符合那些美德规范的行为,一定会比其他人更感震惊。相反,那些不幸在暴戾、放荡、撒谎与不义的环境中被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虽然不至于完全不觉得那种行为不合宜,不过,对那种行为的可怕与罪大恶极,或对那种行为应受的报复与惩罚,他们肯定完全没有感觉。自幼年时期开始,他们便已熟习那种行为,习惯已经使他们对那种行为见怪不怪,他们很可能会把那种行为看成是为人处世之道,看成是我们可以或必须采取的生存方式,以免我们因为自己的正直而受骗。
时尚,有时候也会使一定程度的行为不检受到好评,甚至反常地,不赞成一些值得尊敬的性格。在查理二世统治期间[15],某一程度的放荡,被认为是受过文科教育的特征。根据那时候流行的想法,那样放荡的行为,和慷慨、诚实、宽宏、忠贞等等连在一起,并且足以证明那样放荡的人,是个绅士,而非清教徒。相反,态度严谨,举止端庄,却完全不流行,并且在那时候流行的想法中,严谨与端庄,是和装模作样、狡猾、伪善、低俗等等连在一起的。对那些思想肤浅的人来说,大人物的各种恶习,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讨人喜欢的。从那些恶习,他们不仅联想到巨富的光彩,也联想到许多他们认为身份地位优于他们的人一定具备的优人一等的美德,包括自由独立的精神、坦率、慷慨、仁慈与优雅有礼。相反,下层民众的那些美德,包括近乎吝啬的节俭、不辞辛劳的勤勉以及严格遵守各种规矩,在他们看来,则是卑鄙与令人厌恶的。从那些美德,他们不仅联想到它们通常所属的那种身份地位的卑贱下流,也联想到许多他们认为通常会与它们一起出现的重大恶习,诸如,某种卑劣无耻、卑怯胆小、心地不良、说谎虚伪与小偷小窃的性向。
职业与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由于平常亲近的对象很不一样,因此习惯感受到的情绪也很不一样,所以自然会形成很不一样的性格与态度。对于每一种职业与身份,我们都期待在一定程度内看到,根据经验判断属于该种职业与身份的那些习性与态度。但是,正如在每一种物体当中,我们特别喜欢那中庸的形状,这形状的每一部分与特征,最正确地吻合自然女神似乎为那种物体所制定的一般标准,所以,在每一种身份地位当中,或者如果允许我这么说,在每一种人当中,我们特别喜欢的那些人,在他们身上,那种通常和他们所属的身份地位相伴的性格,既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我们说,一个人应该看起来像他的行业与职业,不过,拘泥卖弄其行业与职业性格的人,却不讨人喜欢。同样的,各个不同的生命阶段,也各有其适当的举止态度。在老年人身上,我们期待看到,他的年老体衰、他的长期经验,以及他那用旧磨损的感觉,似乎使之显得既自然又可敬的庄重与镇静;而在年轻人身上,因为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有趣的事物,在年轻人那些柔嫩与缺乏经验的感觉上,都自然会留下强烈的印象,所以,我们期待看到腼腆敏感、兴高采烈与朝气活泼。然而,这两种年纪中的任何一种,或许都很容易具有太多这些属于它的特征。年轻人的卖弄轻佻,和老年人的冷酷无情,同样不讨人喜欢。俗谚说,最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他们的行为中,有一点老年人的样子,而最讨人喜欢的老年人,他们的行为中,还保有一点年轻人那种活泼的朝气。然而,任何一种年纪,或许都很容易具有太多属于另一种年纪的特征。极端冷静与死板拘礼出现在老年人身上,或许会受到宽恕,但出现在年轻人身上,则会受到嘲笑。在年轻人身上会受到纵容的轻佻、草率与虚荣,会使老年人显得可鄙。
被我们根据社会习惯分派给各种不同的身份与职业的那些特殊的性格与态度,有时候也许含有一种与社会习惯无关的合宜性,亦即,我们应该会因为它们本身的缘故而赞许它们,如果我们把分别对各种不同的身份与职业自然会有影响的那些情况全部纳入考量的话。个人行为的合宜性,所依凭的不是它适合他的处境中的哪一个情况,而是它适合所有那些,当我们设身处地为他着想时,我们觉得自然会要求他注意的情况。如果他显得如此全神贯注于其中某一个情况,以致完全疏忽其余的情况,我们便不会赞许他的行为,因为它并不适合他的处境中的所有情况,我们无法完全苟同。不过,如果出现在一个无须分心注意其他任何事物的人身上,他对主要吸引他注意的那个事物,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情感,也许不超过我们应该会完全同情并给予赞许的程度。一个没有任何公职在身的父亲,在失去他的独子时,或许可以表现出某一程度的悲伤与柔弱而不致遭人非议,但是,同样的情感,如果出现在一位率领军队作战的将军身上,当个人的光荣,以及国家的安全,需要他投注大部分注意力时,那就不可宽恕。由于职业不同的人通常应该会专注于不同的事物,所以,他们自然也应该变得习惯于感受到不同的情绪。当我们用心体会他们在这方面的处境时,我们一定可以理解,每一件事,自然应当按照它所激起的情绪和他们固定的性情习惯相符的程度,对他们的情感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我们不可能期待一位牧师,对不正经的世俗享乐与消遣,会有和军官一样的感受。一个以提醒世人牢记等候着他们的那个可怕的未来为其特殊职业的人,一个要宣告每一桩偏离义务规则的行为会有什么致命的后果的人,一个要以身作则为最严正的宗教信仰树立榜样的人,他所传递的信息种类,似乎不是轻佻或轻率的使者适合传递的那一种。他的心思,想必经常被极其庄严与神圣的念头所盘踞,以致没有多余的空间去感受那些吸引放荡与快活的人全神贯注的无聊事物。所以,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觉得,社会习惯分派给这个职业的那种举止态度中,自有一种与社会习惯无关的合宜性;并且觉得,没有什么会比我们习惯在他的行为中期待看到的那种庄重、严肃与远离一切尘嚣的简朴性格,更适合一个牧师。这些想法是如此的浅显明白,应该不会有什么人这么不知体谅别人,以致完全未曾偶尔想到这些,或未曾自忖这就是他自己所以对神职人员惯有的性格觉得赞许的原因。
其他一些职业惯有的性格,其合宜性的基础,就不是这么显而易见的。对于这些性格,我们的赞许,似乎纯粹基于习惯,没有获得任何前述那种揣度思量的佐证或加强。例如,我们根据社会习惯,把快活、轻佻、活泼随性,以及一定程度的放荡这样的性格,归属于职业军人。不过,假使我们认真考虑什么性情或气质最适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或许很可能断定,最严肃审慎的气质最适合他们,因为他们的生命经常暴露在极端危险中,因此他们应该比别人更常想到死亡及其后果。然而,此一情况,很可能正是为什么相反的性情在军人当中这么普遍的原因。要克制死亡的恐惧,以便镇静凝神地审度死亡,所需的努力是如此的巨大,以致那些经常面对死亡的人发现,把他们的思绪完全转移到死亡以外的念头上,把他们自己包裹在漫不经心与不在乎的安全假象中,以及为了这个目的,投身于各种娱乐和放荡的行径,对他们来说,比较容易。对喜好沉思或抑郁寡欢的人来说,军营实在不是一个适合他的场所:没错,那种气质的人往往是非常坚决的,并且能够奋力不屈不挠地果敢面对最不可避免的死亡。但是,当他面对的,虽非迫在眉睫,不过却是持续不断的危险时,当他不得不长期发挥一定程度的努力视死如归时,他的心力将因此而消耗殆尽,他的性情将变得如此消沉,以致感受不到任何幸福与欢乐。相反,那些轻佻快活与漫不经心的人,那些完全用不着努力视死如归的人,那些完全下定决心绝不考虑他们的未来,那些下定决心要在不断的享乐与消遣中,把他们对处境的所有忧虑全部忘掉的人,就比较容易忍受这种情况。每当一个军官,不论由于什么特殊的缘故,没有理由期待他会遭遇什么不寻常的危险时,他往往会失去他的性格中那种轻佻快活与浪荡轻率的成分。一支城市卫戍部队的指挥官,通常是一个和他以外的市民同胞们一样不太喝酒、一样谨小慎微、一样吝啬节俭的家伙。同样的,太平的日子一久,军人与一般市民之间的性格差异,往往也会跟着变小。然而,军人的平常处境,还是会使快活轻佻,以及一定程度的放荡,如此鲜明地成为他们当中常见的性格;而我们的想象习惯,也如此紧密地把这种性格和这种身份联系在一起,以致我们往往会瞧不起任何因为气质或境遇特殊而无法养成这种性格的人。我们嘲笑某个城市卫兵的脸色庄重谨慎,因为这脸色是如此不像他的同胞。他们自己似乎也常常以他们本身的言行举止循规蹈矩为耻,并且为了避免偏离他们的职业形象,他们喜欢装出一副绝非他们本性的轻浮模样。不管是什么样的举止态度,只要我们习惯在某一有体面的职业中看到它,在我们的想象中,它就会变得和那个职业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每当我们看到它们当中的某一个,便期待会遇到另一个,而一旦期待落空,就会遗憾没有看到我们预期发现的东西。我们觉得困窘,手足失措地僵住,不知道怎样和这样的一个怪人,一个显然在假装他不属于那种我们习惯认为他属于的怪人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