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明《使节》的主题,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此书最初分12期连载在《北美评论》(1903)上,并于同年出版单行本。为了方便读者,整个情况在第五卷第二章中便以尽量简略的语言及时地加以交代,这样做犹如在中流插入或沉下什么东西,既显得有点生硬,又引人瞩目,几乎要影响到小说的流畅性了。与这部小说类似的作品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其灵感来自微小的暗示,而这么一点点暗示的种子又落入土中,发芽生长,变得枝繁叶茂,然而它依然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微粒,隐藏在庞大的整体之中。简言之,这部小说发端于兰伯特·斯特瑞塞出于压抑不住的感情冲动,对小彼尔汉姆说的那一番话。那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格洛瑞阿尼的花园里,当时他真心诚意地想开导他的年轻朋友,苦口婆心地让他明白那是一种危机,从未有过的一小时悠闲时光却被他的危机感占据,而且还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他力图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来阐明这一点,而整个故事正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他说的那一番话包含了《使节》的精髓。在此之前,他手握一枝怒放的鲜花,此时他依然如此,有点过分殷勤地将它展示在我们的眼前。“你可要尽情享受人生,如果不这样就是大错特错。重要的不在于如何享受人生,只要享受人生便行。如果你从未享受过人生,那么你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意义?我现在已经太老了,明白这一切已为时过晚。一旦失去便不可弥补,你千万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好在我们还有自由的幻象,你可千万不要像今天的我这样,连一点关于这幻象的记忆都没有了。在该享受人生的时候,我却因为过于愚蠢或者过于聪明,错过了大好时光。我现在要以亲身经历,告诫人们不要犯类似的错误。你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要犯这种错误,因为这确实是一种错误。享受人生吧,一定要享受人生!”以上就是斯特瑞塞这番话的中心意思,他所喜欢的并且准备与之交友的那位年轻人对此有颇深的印象。“错误”一词在他的话中一再出现,由于这出自他的亲身经历,更加重了告诫的分量。他因此而失去的东西太多,尽管就气质而论,他在人生中本可以扮演一个更好的角色。现在他大梦初醒,方才觉得形势逼人,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还来得及补救吗?也即是说,是否还有时间弥补他的个性所受到的伤害或者人格受到的侮辱?他完全可以说自己愚蠢地受到当众侮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由于自己的笨拙造成的。这一切还来得及补救吗?不管怎样,他现在总算明白了这个道理,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除开这一切所包含的宝贵的道德教谕外,我的故事以及将要展开的情节旨在展现逐渐领悟这个道理的过程。
整个故事和它的胚芽竟是如此相似,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如同以往一样,这一切都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我还准备把那些偶然听到的如实地搬到纸上。一位朋友曾以十分欣赏的口气,把一位知名人士对他讲过的话讲给我听。这位先生比我的朋友要年长得多,他当时的心境与斯特瑞塞说那一番忧郁的话时的心境相似。他说这些话时恰逢其时,那是在巴黎的一家艺术馆的迷人的古老的花园里,时间是夏天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当时许多非常有趣的人均在场。我所听到的并记录下来的材料成为我的“标记”的上部分,我当时就认为它们能为我所用,事实上它们构成了主要的素材。其余就是他们简述的地点、时间以及初具轮廓的场景。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给予我进一步的支持,使我拥有了我称之为绝对标记的东西。它中流砥柱般地屹立在那儿,激流在它周围旋转,就像为固定电缆而用力打入河床的标桩。这个暗示的作用超过了所有其他的暗示,这都是巴黎那个古老的花园所赐。因为在这个暗示中蕴含着若干无价之宝。因此当然有必要打开封条,逐个清点、整理并估价。然而由于某种原因,在这个暗示的辉耀之下,这一类场景令我感兴趣的所有因素都一一显现出来。在我的记忆之中,像这样包含着丰富意蕴并能激起我强烈兴趣的场合,还从来没有过。因为我认为,各种主题的价值是有区别的,尽管事实上我们在处理某个价值十分难以确定的主题时,只要我们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它,我们就往往会陷入狂热与偏见之中,认为它的价值和长处是无可挑剔的。毫无疑问,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即使是在至善之中(一个人的荣誉观只与此有关),也有一种属于善的理想美,由这种美激励而产生的行动会使艺术家的信心达到极致。因此我确信,一部作品的主题可以说是会闪闪发光的,而《使节》的主题则从头到尾都闪烁着这种光辉。我坦然承认,我认为在我所有的作品当中,它是最上乘、最“完美”之作。这一评价如有任何失实之处,都会使我这种极端的自鸣得意,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因此,在回想这方面的情况的时候,我没有发现自己在任何时刻失去主观控制,也没有因为脚下有可疑的陷阱而感到惊恐;我没有因为采用的计划而感到后悔,也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并感到命运弄人。正如我曾谈到过的那样,如果说《鸽翼》的主题因为其面目隐而不现而使我时感苦恼——尽管我可以不带偏见地承认,它有时也会突然冲着你做一个表情丰富的鬼脸——我在做这一件不同的事时,却抱着绝对的信心,在处理问题时一直思路明晰。它具有明确的主题,而且有与我的想法配套的一整套创作素材,这一切展现在我面前有如万里晴空。(我可以提一下,这两部作品创作的先后顺序与出版的先后顺序恰恰相反,先写出来的作品却晚于后写出来的作品出版。)甚至当我感到作品中的男主人公的年龄对于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时,我依然认为我的假设无懈可击;虽然德·维奥内夫人与查德·纽瑟姆的差距甚大,使人觉得他俩的关系显得勉强,甚至很可能被人指斥为令人震惊,可是我仍然抱着从容的态度。我觉得这部作品的素材翔实可靠,在创作的过程中既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也没有误入歧途的感觉。不管我把它转到哪个方向,它都发出同样的金色光芒。我因为有一位如此成熟的男主人公而感到欢欣鼓舞,他给予我希望,使我有更多的东西可供思考,因为我认为,只有拥有丰富而深厚的主题和人物性格,生活的描述者才有可能深入地进行思考。我可怜的朋友当然应当具有深厚的人物性格,或者毋宁说他非常自然而且丰富地拥有这种性格,这也意味着他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而且他的自我感觉也总是这样,同时也表明他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要“创造”出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人物,可以说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因为在如此情况下还找不到“深入思考”的机会,那么在哪个地方才能找到这样的机会?这个人物形象已经如此丰满,因此在塑造他这种类型的人物的时候,我的想象力没有必要占据主导地位,也没有必要由我根据想象来安排他的行动,因为出于种种其他原因,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如此难得的奢侈,也即是说,在全面掌握某种人的情况或某个人一生经历的基础上,研究这个具有极高天赋的人物的机会,无疑还得留待他日,留待我准备为它付出辛劳的那一天。在这之前,它将一如既往,高高悬在空中,可望而不可即。与此同时,类似事例可以充当替代品,我因此只是在较小的规模上处理类似的事例,并聊以自慰。
我得尽快补充说明一点:尽管较小规模的研究可以弥补一些不足,然而手头处理的事例却应该享有需要全面研究的大题材的优越地位。与此有着最直接关系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进一步叙写那个星期天下午在某个巴黎花园中的场景问题,这个问题合乎逻辑地包含在我们那位绅士大发议论的冲动之中。或者换言之,如果这不是严格的逻辑引申的结果,也应该合乎理想而且迷人地隐含在其中。(我之所以说“合乎理想”,是因为几乎没有必要提及这一点,即是说为了使其获得最充分的展开和表达,在起始阶段,我不得不切断在我心中朦胧出现的故事与实际报道者可能做的事情之间连接的线索。他依然是各种事件中的幸运者;他的现实存在极其明确,因此排除了其他的任何可能性;他那挺有意思的职能在于把一个越来越奇特、越来越活动的影子投射到艺术家的广阔视界上,该视界就像为放映儿童幻灯图片而悬挂的白布一样,老是悬挂在那里。)任何说故事的人与表演木偶戏的人所享有的特权,都难于与还未完全制订好创作计划的作家相比,因为他只凭借刚刚开始着手的一点点事实,或者用个比喻来说,只凭借嗅到的那么一点点气味,就来寻找尚未发现的玄妙的内容,这样做再使人高兴不过。或者换言之,没有其他困难游戏能像这种游戏一样具有如此悬念和刺激性。即使是那种牵着警犬追捕躲藏的奴隶的古老游戏,在“刺激性”上也无法与它相比。因为剧作家总是按照他本人的天才的规律行事,他不仅仅相信按照正确规律设想出来的可能的正确结局,他所想的要比这个更多。他不可避免地会认为,只要有一点点适当的暗示,场景就必须十分“紧凑”(不管故事的话题是什么)。经过充满渴望的挖掘,我才得到适当的暗示,它不可避免地将会成为一个故事的中心,那么这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与这类问题俱来的魅力便部分地体现在这个方面,也即是说,该“故事”具有真正的预示性。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从这个阶段起,它便具有真实存在的可靠性。因此,尽管它或多或少还处于不太清晰的隐而不现的状态,就本质而言,它已经开始存在。因此,问题丝毫不在于应当怎样理解它,而在于高高兴兴地尽力找到应该动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