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民的眼光移到罗世诚的脸上,这双锐利的目光像要穿透罗世诚的心。罗世诚狐疑的眼光没了,脸又涨红起来,他猛然往起一站,激动地说:“王老师,您的住处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我知道您不大愿意让人到这里来……不到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今天我们俩把您跟没了。”肖光义接着说,“想和您谈谈的心情又特别迫切,所以经我们俩再三研究,才找上门来。”
“我知道我们来了以后,您一定会问我们听谁说的。”罗世诚说到这里更加激动地把手按在前胸上说,“请王老师相信我们两人,我们把您看成是我们的恩师,像慈父一样的恩师。我们不会做任何不利于您的事情,我们猜想您可能是那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我们盼望您是,那样我们就和您更亲了,因为我们是……”
“因为我们是热爱祖国的青年!”肖光义赶忙接过来说。因为他想起他们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时候的誓言:不许向任何人泄露团的机密。当他们还没有最后证实王一民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怎么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呢,哪怕是救过自己性命的人也不行啊。
罗世诚由于过分的激动,和对敬爱的老师的无限信任,险些把不应该说的话说出去。经肖光义又一点他明白了,忙点点头说:“对,因为我们热爱祖国,痛恨日寇。我们知道您的心和我们是一样的,当您给我们高声朗诵杜甫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著名诗句的时候,我们看见您的眼睛是湿润的,从那时候起,我就准备把心交给您了。在‘纪念碑’前,您的突然出现,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奇,过后我和肖光义俩曾经反复研究:您是无意中遇上的吗?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吗?怎么会那样巧?又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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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后半夜,已经半夜一点多了。”肖光义急忙纠正他说,“您怎么会在后半夜出来闲逛呢?”
王一民听到这里微微一笑说:“你们不要忘了,那里是火车站。我要去接一位客人,从我住的这个地方到火车站不是要经过‘纪念碑’吗?”
“您可以作这种解释,可是巧得太不能让人相信了。”肖光义说。
“您不愿意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我们也不多问了。”罗世诚又用手按着前胸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不能公开告诉人的事情。例如我是怎么知道您这住处的?甚至屋里原先挂口宝剑我都知道。我明白老师一定急于想了解是谁告诉我的,但是我诚恳地向王老师说:我现在还不能说,我不想当任何人说。”
“这是真的。”肖光义忙证实说,“他当我也没说。他有好多事都不愿当人说。我和他这么好,可是连他家住在哪里都不知道。他家在本市,却在学校住宿,从来也不让我上他家去。”
“哦,是这样啊?”王一民注视着罗世诚。
罗世诚的脸阴沉下来了,他点点头说:“对,我不愿让人到我家去,我也不想说明原因。但是,请王老师相信我和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个老画匠,一生贫苦,没做过一件坏事,和中国所有的善良老百姓一样,他对日本侵略者也是极端仇恨的。”
王一民从罗世诚那深沉的眼睛和诚挚的感情中感到了他的真诚。他深深地点了点头以后,就转了话题。他向两个学生讲了他对时局的看法,指出日本侵略者必败的前景。但他着重讲了斗争的艰苦性和长期性,嘱咐他们一定要戒骄戒躁,百倍警惕,不能件之所至,任意而为。他批评了他们对他的跟踪。他仍然没有讲他的政治身份,只是说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他们已经结成了战斗的友谊。
肖光义和罗世诚又像在课堂上听他们的王老师讲课一样,认真地听着。不同的是这里没有课本,没有讲义,也不能记笔记,只能记在心里,深深地记在心里。
9
塞上萧原本姓萧不姓塞,因为生长在长城以外的塞北,就把发表作品时候的笔名写为塞上萧,表面的意思就是在塞上有这么个姓萧的,实际含意当然比这还要深刻些。这名字乍听起来有些别嘴,可是作品发表多了,叫开了,反倒把真名真姓挤没了。有些著名作家不都是这样吗?有多少人能记得高尔基原名叫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呢。外国名字一长串不好记,中国名字只两三个字,总算好记吧。但不是也有人不知道鲁迅叫周树人,茅盾叫沈雁冰,老舍叫舒舍子吗?
塞上萧是个年纪尚轻的作家,当然不能和这些名震寰宇的大师相比。成就不能比,事理却相通。不但生人不知他姓萧,连原先称他为小萧的熟人也改称他为老塞了。从小萧到老塞,经历了多少人世间的变迁哪!
塞上萧的家是吉林市有名的大资本家。人们一听资本家这个词儿,很自然就联想到洋奴。买办,穿西服,坐流线型小汽车,甚至下馆子都得吃西洋大菜,生活完全是欧化的资产阶级——布尔乔亚了。资产阶级比起封建地主来当然是一洋一土。可是且慢,拿这把尺子去衡量上海的资本家还差不多,东北的资本家就大不相同了,尤其是塞上萧他家这资本家,竟“土”得和封建地主差不多。且看他家开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买卖吧:油房、烧锅、当铺、绸缎庄……买卖开的可真不少,竟没有一个能和现代化联系起来。这些买卖的原始雏形大概在春秋战国那时候就可以找到。他家这买卖古老,人也古老。塞上萧从私塾到中学都得穿长袍马褂,戴红帽疙瘩的小帽头。就和那日酋玉旨雄一下火车时候的那副打扮一模一样。现代日本官僚穿上中国老式服装,使人觉得非驴非马;十几岁幼小儿童,穿上大人先生的衣服,更显得滑稽可笑。而且塞上萧又不是个老实孩子,顽皮劲一上来,竟忘了这身不能乱跑乱动的“礼服”。有时弄得衣服大襟扯开线,有时红帽疙瘩被同学揪下来了。他家本想把他打扮成个体面的少爷,他却经常弄成个瘪三样。家里老一辈的一研究,认为这都是少不更事,没有娶妻生子的缘故,于是,就在他十二岁那一年,给他定了亲。十六岁刚一过,塞上萧的父母就张罗着给他娶亲。
娶亲的仪式完全是老式的,而娶来的这个媳妇和这仪式也完全一致,搭配得非常协调,就像从苏州园林那圆圆的月亮门里走出来一个古装女人一样。这位新娘不但梳着油光光的疙瘩髻,插着亮晶晶的碧玉簪,而且在鲜红的裙子下边还露出两只像锥子一样的尖尖小脚。这脚小得真真有三寸那么大。脚越小,流下的疼痛泪水越多。这姑娘为裹这双小脚已经流了一缸泪,而在以后那凄凉的日子里,流下的泪水一缸也装不尽呢。
那时满清政府已被推翻,民国已告成立,裹小脚的女孩子已经逐渐少了,尤其在东北的吉林。吉林是满族人聚居的地方,满族女人是不缠足的。汉族人在满族这个健康风俗的影响下,缠足的本不多,有那缠上的也马马虎虎,像鲇鱼一样,刚有个尖头,是象征性的“小脚”。民国一成立,一些人又都放开了,变成“民装改造”。这样一来,剩下的小脚就很少了,尤其像塞上萧媳妇这样小而又小的小脚,全吉林也难找出一份。从这也可以看出,塞上萧家封建到什么程度,无怪乎连一处新兴的买卖都不开设呢。
塞上萧的婚姻完全是父母包办的。定亲时他还不大明白,结婚时也朦朦胧胧。他媳妇虽然脚小,脸盘可不小。宽敞的脸上,长对大眼睛、大鼻子、厚嘴唇、大耳朵。她十八岁,发育的已经比较成熟,所以整个人是比较胖大的。而比她小两岁的塞上萧却长得又瘦又小,十六岁的男孩子正是发育的时候。这一胖一瘦,一大一小的小夫妻显得那么不像夫妻。但是塞上萧的父母对这胖大的儿媳妇可很满意,他们认为这是副非常富态的福相。而且在这高大身材的衬托下,脚就显得更加小。这也正是塞上萧的父母觉得最漂亮之处。漂亮可是漂亮,却带来一个很大的缺陷,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头重脚轻。站在那里,总保持不住平衡,脚得不住地移动,就像踩着一副高跷一样。
塞上萧结婚这一年,正念中学二年。他开蒙念书并不晚,但是头四年念的都是私塾,光念五经四书了,对算术、自然、地理、历史等一点没学。尤其算术,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到五年头上,由于大势所趋,他父亲这顽固堡垒被时代潮流冲击得守不住那些经书了,才无可奈何地送他上了官学,按年头一排,他被送进了高小一年级。往课堂一坐,学国文他觉得太浅,学算术却像鸭子听雷,一窍不通。他父亲为他专门请了一位教算术的家庭教师,但是不行,人家都学小数点了,他才认1 、2 、3 、4 ……累死也撵不上啊!于是只好降级了,从高小一年,一直降到小学三年,这才算勉强跟上课程。所幸国文不用念了,有国文的底子,地理、历史也好办些,光攻算术一项,总还可以对付。但有一样不太妙,就是他的岁数比一般同学都大些,到他十六岁结婚的时候,他同班同学多数都还十三四岁。个别的有和他仿佛的,也有娶了媳妇的。那是早婚的年代,尤其是有钱人家。
因为同学年纪小,所以结婚时候就一概没有邀请。同学们光知道他娶媳妇了,却没看见他媳妇什么样。像他那样的家庭,没有特殊情况,妇女是不上大街的。这样,他和他媳妇也就不冷不热,相安无事地生活下去。他还没大感觉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东北汉族有个习惯,每逢过春节的时候,新结婚的夫妇必须成双成对地出去拜新年,靠近的亲戚朋友家都需走一走,任落一屯不落一邻。像他家这样名家老户,简直就得可吉林城跑了。他家没有小汽车,论经济力量买架飞机都不成问题,但他父亲不买这些洋玩艺。他有一辆非常漂亮的大马车,黑色的油漆闪光瓦亮,黄铜的镶边耀眼生辉,车轴辘比一般马车能大出半米多。一头从赛马场买来的高头大马驾着这辆车,跑在吉林的石头马路上,咔咔响的马蹄子下边溅着火星子。人坐在软软的座垫上,随着有节奏的马蹄声一颤一颤的,比闷坐在小汽车里有气魄多了,无怪日本天皇一直保持着坐马车的老传统。
塞上萧和他的新媳妇就是坐着这辆大马车出去拜新年的。开始小两口同坐在一辆车上在街里跑,还没觉得有什么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