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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得不依靠当初仁宗身边的一批文臣。这种情形和二十年前朱棣依靠军人集团从侄儿朱允文手中夺权几乎如出一辙。

但是历史并没有重演，双方争斗的结果，是身为侄儿的朱瞻基取得了彻底胜利。当初支持朱棣夺权的文臣们此次却几乎全部站在了朱瞻基这一边。他们不希望历史重演，他们希望朝政稳定。这场胜利既是宣宗仁政的胜利，其实也是文臣治国的胜利。

宣宗以后，文臣主导了整个朝政，明朝中后期，尽管有许多皇帝怠政，但朝政仍能正常运转，这不能不说是文官集团的功劳。

和朱棣一朝相比，宣宗一朝继续重用宦官，宣德元年，在内府竟然设置教习内官监的内书堂。宣宗时期，宦官尚未形成专权的局面，但已埋下危机。宣宗去世没几年，宦官王振专权的局面便形成了。此外，仁、宣慎用刑法，客观上对外戚、权贵和官僚的贪残不法也起到了保护和纵容的作用。仁、宣时期，贪污成风、逐利成习、*成祸。土地兼并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大量土地流向皇室勋贵官僚地主手中。农民没有必需的土地，流民问题也已逐渐形成。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山西饥民流亡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万余口，有司军卫及巡检司各遣人捕逐，民逾穷困，死亡者多。”

第五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11）

诸多情况表明，仁、宣虽处盛世，但实际上已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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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们一般把公元1442年看作是明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彼时，明王朝刚刚度过它的七十四岁生日。

公元1442年是明朝第六个皇帝明英宗执政的第七年，这一年宦官王振开始专权，标志着明朝的历史由前期转为中期。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恶化，此后几年，相继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和瓦剌入侵的“土木之变”。

明朝开国六十年的情景和东汉极为相似，但是相似的政局却结出了不同的果实：东汉皇权受到了威胁，明朝皇权却得到了加强。

明朝从公元1435年宣宗去世时的“仁、宣盛世”到公元1449年“土木之变”的内忧外患，中间仅仅十几年的工夫，这一切是从何而起呢？

我们先从王振说起：

公元1435年，宣宗病逝，年仅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即后来的英宗。

此时的朝政格局，和东汉开国六十年之际极为相似。我们可以将两个朝代进行一下比较：

明宣帝病逝时37岁，汉章帝病逝时31岁。

明英宗九岁即位，汉和帝十岁即位。

英宗为明第六任皇帝，实为第四任皇帝（建文帝执政只有四年，仁宗只有10个月，二人皆可忽略不计）汉和帝为东汉第四任皇帝。

明英宗即位时有太皇太后张氏（仁宗皇后）掌政，汉和帝即位时有窦太后临朝。

明英宗于公元1435年登基，此时为明王朝开国第六十七年。汉和帝于公元88年即位，此时正值东汉开国第六十三年。

明英宗有贴身太监王振，汉和帝有知心太监郑众。王振专权形成于公元1442年，郑众登台于公元92年。

但是明朝和东汉同样的政局并没有导致出同样的结果。汉和帝即位后面临的主要是外戚檀政，而明英宗登基后最大的危机却来自于宦官专权。前者是小皇帝联合宦官反击外戚，后者是外戚（太皇太后）和大臣联合防治宦官控制小皇帝。

一反一防之间昭示出：在东汉，皇权受到了威胁，而明朝皇权则得到加强。览东汉一朝，宦官和外戚轮流执政，皇权实际已发生移位：而反观明朝，宦官虽然专权，却也只能是狐假虎威，皇权始终没有受到威胁。而外戚专权的现象也始终没有发生。

现在看起来，东汉实行的是皇帝和外戚的“两极”政局，明朝实行的是皇帝、太后、大臣“三极”政局。相比于两极，三角政局更具有稳定性。

明朝为什么没有发生外戚专权现象？

宣宗临终前曾向文武大臣发出一道旨意：“让大儿子皇太子继承皇位，众位王公大臣都必须严守祖宗的家训，各王谨守藩国。嗣君（指皇太子）年幼，惟望皇太后朝夕教诲训导，你们文武大臣尽心辅佐，凡家国重务，必须上禀皇太后、皇后，然后去执行。”

这是宣宗的政治遗言，这其中有几个关键词：对王公大臣要求严守祖宗家训；对皇太后要求“训导教诲”皇帝，并决定军国大事；而文武大臣只是“辅佐”、“执行”。也就是说宣宗在临终前其实是把军国大事的拍板权交给了太皇太后，她完全可以像东汉和帝时的窦太后那样专权，事实上朝臣们也早已有人劝她垂帘听政。

但后来的结果是，太后不愿垂帘听政，并把固定的早朝也罢掉，军国政务委托杨荣、杨士奇、杨薄三人处理，这便是名垂史册的“三杨辅政”。由此，朝政便形成了太皇太后、小皇帝及身后的太监、大臣这样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太皇太后张氏。

第五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12）

现在看起来，太皇太后张氏没有垂帘听政及明代最终没有形成外戚专权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明初经过朱元璋、朱棣父子俩几十年的努力，罢丞相，设内阁，成立厂卫特务组织，中央集权、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二是仁、宣时形成的文官政府格局中文臣对外戚势力的牵制。而这两条东汉政权都不具备。

外戚势力没有形成，但宦官专权在后来的朝政中却屡禁不止，这又是为何？想当初，朱元璋鉴于历代以来宦官的弊病，规定宦官不许读书，不许干预政事，并在宫门挂一铁牌，宦官干预政事者，斩！整个洪武时期对太监管束极严，稍有违法，就严厉惩罚，基本上没有宦官干政的现象，但仅仅过了几十年，宦官势力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切又是怎么形成的？

历代皇帝的规矩大多是给臣僚们制定的，对于皇子黄孙们则常常“王顾左右而言他”。事实上，带头破坏规矩的，正是这些皇子皇孙们。

光武帝刘秀开国初就严厉禁止外戚干政，但最终东汉几乎毁于外戚之手；朱元璋立国之初也铁腕治宦官，可最终明代二百多年，宦官屡次兴风作浪，祸国殃民，历史为什么偏偏要和开国皇帝们作对呢？他们的子孙为何偏偏这般不听话呢？

我们回过头来再重温一下宣宗皇帝的那句遗嘱：“……众位王公大臣都必须严守祖宗的家训……”

朱元璋在宫门挂铁牌：宦官干预政事者，斩！这绝对是祖宗家训。

想当初，宋太祖也有一块誓碑，不过没挂在宫门口，而是立在太庙里，上面写着：赵氏皇帝不能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的人。历代皇帝在太庙拜竭完毕后必须恭读太祖誓词。这也绝对算是宋朝的祖宗家训。

纵观宋朝，历代皇帝基本上都遵从了宋太祖的要求，没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的人。可明代的皇帝们大都将朱元璋的家训忘了个一干二净。

一样的家训，不一样的遵守，朱元璋的子孙和赵匡胤的子孙们相比，做人的差距怎就那么大呢？

问题出在遗嘱的内容上，赵匡胤是给未来的皇帝提要求，而朱元璋是给臣下提要求。宣宗只是要求“王公大臣要严守家训”，至于未来的皇帝是否遵守，他没说。

事实上，经常破坏制度的正是皇帝自己。

朱元璋时期，宦官不敢干预政事，但到朱棣时，“祖制”就被破坏了。朱棣在北平当燕王时，曾有多次情报都是由建文帝宫的太监送出的。靖难之变中，南京被朱棣攻下，宦官为朱棣争夺帝位立下汗马功劳。朱棣称帝后便重用宦官，派宦官征税、出使、监军、采办，甚至将边防等重任交给他们。朱棣时期，率领船队六下西洋的郑和就是宦官身份。朱棣此举早已突破了朱元璋关于“宦官不许干政”的祖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