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技术人员穿着连身工作服,忙着在拆一道旧砖墙。尽管戴着口罩,他们还是被洞里的气味搞得快窒息。里头没有尸体—腐烂的肉类有一种独特的臭味—这个臭味是渗漏的污水、霉菌、一百代老鼠粪的混合物。
布瑞德利走过一连串肮脏的地下室,停在刺眼的灯光中,几盏工作灯照着那片毁坏的墙。我跟在他后面,中间隔着其他调查人员,到达时刚好来得及看到那个亚洲男人—他是华裔美国人,大家都喊他布鲁斯,显然是因为李小龙的英文名字就是布鲁斯(Bruce)—拿着一盏手持灯,照进刚拆开的墙内。
里头是一片施工马虎的水管迷宫。布鲁斯解释,他们把89号房的浴室大拆特拆,但是没在U形管里面发现任何东西。于是他们跟那些鉴识人员要来一小罐快蓝B试剂,兑上一品脱的水,倒进污水管中。
结果花了五分钟,那些染蓝的水才终于流到底下来。于是他们知道,如果水流得这么慢,那么在89号房和地下室间一定有哪里堵住了。现在他们找到了堵塞物—就在墙后这片混乱交错的水管中。
“拜托告诉我,你们发现的是牙齿,”布瑞德利说,“她把牙齿扔进马桶里冲掉了吧?”
布鲁斯摇摇头,把那盏手持灯照向一团由烧黑纸张所构成的烂糊,卡在一个九十度角的转弯处。“这根水管是直通89号房—我们测试过了。”他说,指着那团烂糊,“不管这个是什么,她大概都先烧了,然后扔进马桶冲掉。她这么处理是对的,只是她不晓得这可能违反房客守则。”
布瑞德利拿着镊子开始挑开那团烂糊。“有收据,有地铁卡,还有电影票。”他说,“看起来她是走前检查最后一遍,把遗漏的东西全都给扔掉。”他小心翼翼翻开更多焚烧过的碎片,“一张购物单—或许可以拿来比对笔迹,如果我们能找到—”
他停下来,看着一张烧得比较不严重的纸片。“七个数字。手写的:9、0、2、5、2、3、4。后头还有,但是烧掉了。”
他夹起那张纸片,举高了给大家看,但我知道他讲话的对象其实是我,好像我在情报机构工作过的资历,就表示我可以当译码员。七个手写的数字,半毁掉的,什么意义都有可能。但是我有个优势。做情报这一行的人,老是要处理碎片,所以我不会因为一时看不懂就放弃。
但其他的人,当然,就开始猜测起来—银行账户、信用卡、邮政编码、互联网的网址、电话号码。阿佛瑞兹说电话号码的区域号码中没有902,她说得没错,算是吧。
“是啊,可是我们也可以拨到加拿大。”彼得森说,他是个年轻的警探,身材像是美式足球里的后卫。“902是新斯科舍的区域号码。我祖父在那边有个农场。”
布瑞德利没反应:他依旧看着我,等着听我的意见。我已经从以往惨痛的经验中学会,除非你很确定,否则什么都不要说,于是我耸耸肩。然后布瑞德利和其他人就继续讨论别的去了。
当时我真正在想的,其实是那份挂墙式月历,从我第一眼看到,就一直念念不忘。根据月历背后的标签,是在纽约很高档的瑞佐利书店买的,四十元,对于一份买来只看日期而不使用的月历来说,这可是一大笔钱。凶手显然很聪明,我忽然想到,这个东西对她来说根本不是月历:或许她是对古代遗迹有兴趣。
我的职业生涯大半待在欧洲,而且尽管我去欧洲东端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我相当确定90是土耳其的国码。只要花一天在那个国家旅行,你就会明白那里拥有的古希腊罗马遗迹超过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如果90真的代表土耳其的国码,那有可能后头的数字就是区域码加上某个电话号码的前几码。我没惊动任何人,悄悄走出去,来到地下室最安静的角落,用手机打了个电话到我所使用的威瑞森电信公司(Verizon),想询问土耳其的区域码。
我等着对方接电话时,看了一眼手表,很惊讶地发现外头一定是天亮了—打从一个工友去89号房隔壁检查电线问题,接着又为了某些电线问题而打开89号的门锁,到现在已经十个小时了。难怪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累。
威瑞森公司的服务台终于有人接起电话,是一个口音很重的女人,我猜想她的服务基地是在印度孟买。她证实我记得没错—90的确是土耳其的国码。“那252呢?是哪里的区域号码吗?”
“没错,是一个省……是个叫穆拉之类的地方。”她说,很努力说出那个地名发音。土耳其是个大国家—比德州还大,总人口超过七千万—而穆拉这个地名我毫无印象。我正要谢她、准备挂断时,她说:“这个信息不晓得能不能帮上你,但是穆拉的主要大城之一是博德鲁姆,位于爱琴海沿岸。”
这个地名让我全身一震,那是一种恐惧的战栗,多年来几乎不曾稍减。“博德鲁姆,”她说—而这个地名就像某个远处船难的遗骸冲上岸。“真的?”我镇静地说,努力压下骚动的思绪。然后我脑中的现实感提醒自己,我只是这个案子的受邀顾问而已,于是忽然大感解脱。我再也不想跟那个地方有任何瓜葛了。
我回到89号房。布瑞德利看到我,我告诉他,我想那张纸片上的号码,是某个电话号码的前段没错,但我想不是加拿大。我解释了那份月历的事情,他说他夜里稍早看到了,也一直念念不忘。
“博德鲁姆?博德鲁姆在哪里啊?”他问。
“要跑远一点。在土耳其—全世界最热门的避暑胜地之一。”
“那纽约的康尼岛呢?”他问,面不改色。
“很像,”我告诉他,想象着港口停满了奢华游艇,众多优雅的别墅,丘陵间一座小小的清真寺,一家家取了意大利文或英文名字的小餐馆里,充斥着荷尔蒙和十美元的卡布奇诺咖啡。
“你去过那里吗?”布瑞德利问。我摇摇头—有些事情,政府是规定我不准说的。
“没有,”我撒谎。“她为什么要拨电话给博德鲁姆的人?”我好奇地说,改变话题。
布瑞德利耸耸肩,不想妄加揣测,然后心事重重地说:“大块头也查出了一点不错的结果。”他说,指着房间另一头的彼得森。“阿佛瑞兹在旅馆档案里找到的那张不是学生证—当然了,上头的名字是假的—而是纽约市立图书馆的借书证。”
“啊,很好,”我说,没什么兴趣,“凶手是个知识分子呢。”
“不见得,”他回答,“根据图书馆的数据库,她一年来只借过一本书。”他暂停一下,凝神看着我,“是你写的书。”
我瞪着他,一时说不出话来。难怪他心事重重。“她看过我的书?”我最后终于勉强说。
“不光是看过,我敢说,还仔细研究过。”他回答,“就像你之前说过的—你没见过几桩谋杀案比这个更专业。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了:拔掉的牙齿、除菌喷雾—你书里全写过,不是吗?”
我完全明白,仰天叹道:“她从不同的案子里撷取各种手法,用在这个案子里—如何杀人、如何掩饰。”
“一点也没错,”布瑞德利说,然后,他很难得地微笑了,“我只想说谢谢,现在我得去找这位你的分身,全世界最厉害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