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语死神”书房的窗帘紧闭,但过了几小时,透过一道窄缝,我看到雨停了,一轮血红的月亮升上来。这是凶兆,我心想。
通常我太理性了,根本不会理会这类事情,但之前老帆船夜航大海的画面让我太震撼了。那就像是宇宙的一角被提起来,我看到了前方的那条路。其实不太算是路,我纠正自己—而是一条死巷。
幸好,眼前有太多工作占据我的心思。我们来到“低语死神”的家宅,是因为他知道,在任何间谍行动中,你自己这方永远是最危险的。因为流言、猜测、讲话不谨慎而失去的特务人员,要比任何其他原因都多。所以“低语死神”亲自直接指挥,根本不靠近他的办公室,也就不会有无可避免的闲言闲语了。
这栋大宅是他继承的遗产,他的父亲本来是个商业银行的银行家,后来从政成为参议员。这栋占地广大的美丽屋宅,曾一度属于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夫人玛莎的一个亲戚所有,如今已名列国家史迹名录。我们的行动总部,就设在这栋房子的书房里。
多亏“低语死神”在政府里的职位,这栋大宅的通信几乎和白宫一样安全:长期都有反窃听和防止其他电子入侵手段的监控,而且这里的互联网联机,是属于政府的高度安全网络。
我们一进入书房,“低语死神”就脱掉西装外套,打开咖啡机,做了一连串深呼吸练习。他说这些练习有助于降低血压,但我不相信:这位老兵是要抖掉身上累积的锈痕,准备伸展一下他多年没用的肌肉了。大卫·詹姆斯·麦金利—失败的丈夫,缺席的父亲,国家情报总监,而且一个难过自己没能在历史上留名的男子—仿佛回到柏林般。他进入作战状态了。
他立刻打电话给他那些秘书、特别助理、副手们—总共有十二个人—安排他们待在大宅里的各个区域,其中最棒的就是,他们根本不晓得我就在屋里。
后勤部门安排好之后,“低语死神”和我就开始设法掌握一百万种细节。当你在土耳其—位于险恶地带的边境,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车程都不到一天—的南部追猎恐怖分子时,这类事情有可能决定你的生死。虽然我们没有讨论过,但我们都知道这个任务的真正性质:派出一个间谍深入敌阵。
每隔几分钟,“低语死神”就会到后勤办公室去拿档案或分派任务。很自然地,他的那些幕僚都感觉到自己在参与某件大事,所以他们的老板也开始留下一些聪明的线索。日后等到有关核反应器的新闻曝光时,这些跟调查最紧密相关的人就会立刻假设,他们之前所参与的任务,就是要寻找想买核反应器的恐怖分子。大卫·麦金利不会信赖任何人,也难怪大家都说,他是那一代最优秀的项目调度官。
在木头镶板的书房里,我决定:最好的起点,就是博德鲁姆市中心的那些公用电话亭。以我们手上拥有的情报,大概也只能从那里开始。当然,土耳其电信公司不会有电话亭的可靠地图,所以“低语死神”和我决定,我得自己走路去搜寻那五平方英里的区域。
他打电话给国家安全局的局长,要他立刻通过电子邮件发了一张博德鲁姆市中心的卫星照片过来。我们等照片的时候,他去副手和助理们聚集的用餐室,叫其中一个人打电话到中央情报局,吩咐要在六个小时内送一部智能型手机过来,里面有特别加强的数字相机。而且,这个相机必须跟手机内建的GPS系统密切结合。
我们的想法是,我会假装观光客在博德鲁姆市中心的老城区拍街景,用手机拍下每一个公用电话亭的高画质照片。然后那些照片会自动下载到地图上,这么一来,我就会有那个区域每个电话亭外观和确切地点的完整记录。
而这些记录中,会有一个电话亭就是我们要找的。我们知道有个女人曾在两个特定日期的傍晚,进入这个电话亭,跟我们要抓到的那个男子讲过话。背景中有车声,所以这样就排除了任何行人徒步区的电话亭。背景中还有音乐声,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音乐,还在等国安局设法把音乐声分离出来、加强,然后辨识。
调查计划的焦点,就集中在电话亭。这样实在不多,一点都不多。如果拿一个病人当比喻,那这个病人就是接上呼吸器了。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样就够了。我的旅程已经展开。
调查的第一步都准备好之后,“低语死神”和我开始商量我的掩护身份。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决定我要以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身份进入土耳其,表面上是要调查一桩发生在东城旅店的谋杀案。
这么一来,就有几个大问题要解决:联邦调查局为什么要调查一桩纽约的凶杀案,又为什么要拖这么久才介入?而且我不能就这样跑去,必须先经过土耳其政府的许可。此外,我们也很担心,即使一切顺利,那桩谋杀和博德鲁姆电话区域号码,两者间的关系看起来也相当薄弱。
然后我们碰上了一点好运气,或至少当时看起来是如此。当然,我们不该那么天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