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因为一个红绿灯,我永远也不会想到那个点子。
我开着车离开了南边的海岬,来到市区近郊,此时正是餐厅转换成酒吧的时分,女人们开始想换掉高跟鞋,平常不喝酒的夫妇开始会多点一杯茴香酒。
那个红绿灯位于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一个角落是夜店,另一个角落是工地。我靠近时,灯号正由绿转红,我本来可以闯过去的,但因为路上有太多肆意横行的机动脚踏车,众多的行人又都处于微醺状态,于是我决定不要冒险了。
等待绿灯时,我望向那个工地,在众多支持各种政党的涂鸦中,有一张破烂的广告海报,宣传着胜利日晚上所举办的一个户外通宵电子音乐派对。海报上以设计手法画着海港,海岬的尖端是“法国屋”,上方有个巨大的“磷弹”爆开来。其实那是镁粉,我百无聊赖地想着,回忆起以前在考菲德学校上过的化学课。早年摄影师用的闪光灯,也是用同样的材料,我心里继续想着。
然后我忽然有了一个念头,但实在太异想天开了,我还得重复跟自己说一遍。说完之后,感觉上似乎更夸张了。
我知道烟火开始施放时,道奇是在他的书房里—库马利这么说,而且没有证据推翻这个说法。这表示当那些镁在落地玻璃窗外爆出亮光时,他是坐在皮革安乐椅上,后头有两面大镜子。我心想,镁和镜子,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元素,或许能提供我迫切需要的证据。
我太专心想着这个主意,因而花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后头的车子在拼命按喇叭,原来绿灯亮了。我踩下油门,同时一手翻着库马利给我的档案,找到了一张给法医的字条,上面有她的手机号码,然后我掏出自己的手机。号码按到一半,我这才想到,一个带着六岁孩子的女人可能不会高兴自己被吵醒,何况这么晚了,她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于是我决定开回旅馆,上网去找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TheUffiziGallery)的首页,写电子邮件给上头登的每一个网址,紧急要求协助,并附上我的手机号码。
乌菲齐原来属于梅迪奇家族所有,是欧洲最伟大的美术馆之一,收藏了全世界最顶尖的一批文艺复兴绘画。小时候比尔和格蕾丝曾带我去过六次,我最难忘的一次,是有回比尔安排我们去参观馆长谦卑地称之为他们的“工坊”:一个傲视大西洋两岸的艺术品修复处。我现在需要的,就是那个工坊的设备,而且我希望,当博物馆员工明天一早去上班时,有人会把我的电子信转交到适合的人手上,让他们联络我。
我开到旅馆门口,停好车,走向柜台去拿我的房间钥匙。那个经理递给我一个信封。
“希望里面的消息,不是那种会害布洛迪·大卫·威尔森先生很悲伤的。”他说。信封没有封口,我猜想他已经看过里面的内容,于是几乎可以确定,里面的消息一定会害我很悲伤。
结果没猜错。信是蕾拉·库马利写的,说她已经跟上司们报告,讨论过我希望道奇死亡调查延后结束的“请求”。
“在检视过档案和所有相关文件后,我的上司们决定,这个调查没有任何延后的理由。”
她说警察局长和局里的资深警官判定,这个案子很清楚是“意外事故死亡”,因此,档案必须在明天上午送交到安卡拉,道奇的尸体也会发还给他的遗孀安葬,同时先前所扣押的那些朋友和熟人的护照,也将全部发还,准许他们可以随时离开。
“博德鲁姆警察局感谢你对本案的关心,也很荣幸能提供联邦调查局任何可能的协助。”她写道,“我们之前所提供的资料副本不必归还,您可以自行保留。”
难怪库马利早上有点太轻易投降了。我思索着土耳其警方是不是真会照他们的决定做:联邦调查局的人没有必要留在博德鲁姆,这个案子不可能重启调查。遗体将会发还家属,潜在的证人会离开到世界各地。我想立刻打电话给库马利,但更冷静的直觉占了上风。我可以到明天早上再打给她,现在最优先的,就是联系乌菲齐美术馆。
那个经理仔细观察着我,于是我告诉他,人生充满了悲伤,但布洛迪·大卫·威尔森对这类问题并不陌生。要命,我累得都开始学他讲话了。然后我回房间,写完了一堆给乌菲齐美术馆的电子邮件之后,就只想爬上床睡觉。
但我还有一通电话要打。我把电池塞进手机,打给班·布瑞德利,告诉他土耳其警方相信道奇的死是意外,正要结束调查。
“耶稣啊。”布瑞德利说。
“是啊。不过他们搞错了。我正在想办法让他们不要结案,但你最好让另一个相关单位知道这个情况。”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布瑞德利问。
“谢了,”我回答,“不过我闯的祸,我自己收拾。”
我挂断电话,但没拿出电池,以防万一会有紧急回电。尽管我累得要命,但我还没来得及睡着,手机铃声就响起了。“我忘了问,”布瑞德利说,“依你看,什么时候能晓得你那个点子能不能奏效呢?”
我知道这个问题是“低语死神”问的,我几乎能听到他声音中的恐慌。
“明天这个时间吧,”我说,“我明天早上可能得去意大利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