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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31（第1页）

海关官员打开撒拉森破烂的行李箱时，发现里面有叠得很整齐的长裤、两件正式衬衫，一组医生用的听诊器和温度计，还有一本《古兰经》，和一本英文杂志。那本杂志不是《经济学人》或《英国医学期刊》，而是叫《爆乳克星》，里头每一页都有至少一张D罩杯的图片。

那两个海关官员什么话都没说，但是默默交换一个清楚的眼色，他们显然在说：“外表虔诚，但事实上还不是如此。”

要是那两个人稍微用心些，就会注意到他把自己真正在意的东西装在手提行李内另一个完全独立的拉链袋内，好像要隔开其他不得不共处的污秽。那本杂志是撒拉森在贝鲁特机场买的，以防万一德国移民局人员把他带到面谈室去盘问。以目前的世界现状来看，要是你必须穿越国境，当个伪君子要比当个虔诚信徒要来得安全。

但他其实不需要那本杂志。一如计划，他在上午的尖峰时刻，来到欧洲最大也最繁忙的法兰克福机场。他从以往的经验得知，当排队通关的队伍很长，而且移民局官员疲倦又过劳时，审查旅客就会马虎得多。

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之后，他来到一个穿着黄褐色制服的年轻官员面前。那人瞥了黎巴嫩护照上的照片一眼，再看看眼前微笑的男子：好西装，络腮胡修得只比胡茬长一点，英俊的脸。根据他所填写的入境卡，他是个医生。

“你的来访目的？”那个年轻官员问，先用德语，然后看到对方茫然的眼神，就改讲英语。

“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撒拉森回答。除了金融业，法兰克福主要的商业活动就是主办大型会议和商展—全都在特别建造的展览场地。撒拉森拿出机票和网络上买来的会议通行证，放在柜台上。那个官员几乎没看他，但撒拉森知道，就是这类细节—就像那本色情杂志，还有在大马士革时他指甲缝里的泥巴一样—让他的伪装身份变得真实。

那个官员瞥了一眼他的回程机票，把护照放在扫描仪上，看着计算机屏幕。当然他的记录没问题：这本护照是真的，上头的名字从来没列入过任何观察名单。

“你会停留多久？”他问。

“两星期，”撒拉森回答，“说不定还会多几天，要看我的钱够花多久。”他微笑。

那官员咕哝着在护照上盖了三个月的章。每个人都可以入境三个月。就算一名“基地”组织正式成员的护照，只要扫描结果没问题，也同样会得到三个月。德国希望他们展会的访客留下来，尽量花钱。

当然，撒拉森计划要停留不止两星期，但就算移民官员只给他两星期的入境许可，也没有什么影响。就像全世界每个非法移民一样，撒拉森很清楚：欧洲的移民执法取缔，要比边境管制更松。只要不做违法的事情、努力工作，那么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长期的远景也很看好，通常每隔几年，就会有移民大赦。谁还会想离开呢？

撒拉森从旋转行李输送带上拿了他的袋子，忍耐着那些海关官员们彼此交换的讽刺眼神，走出海关，来到这个大机场混乱的航站楼外。他沿着拥挤的人行道行走，把那本充满诱惑的色情杂志扔进垃圾桶，找到了进城的巴士，然后进入了另一种世界里，消失不见。

这是个奇怪的世界，我派驻在欧洲时曾经体验过。当初在追查十来桩不同案子的线索和相关人士时，我曾走过许多阴冷的工业城市，在那些郊区见识过无数苏联建筑风格的住宅。但是对于从未见过这类地方的人来说，你很难相信那种逐渐发生的变化。

就像一个瑞士作家曾说过的：“我们想要的是劳动力，但结果来的是人类。”没有人预料到的是，这些劳工也一并带来了他们的清真寺、他们的圣书，还有他们大量的文化。

在人口暴增的情况下，出于宗教原因，他们重视慈善，各个城市很快就出现了只收男性的慈善简陋旅舍，好让虔诚的男性穆斯林可以吃清真食物，晚上有床可以睡。撒拉森抵达欧洲的第一个晚上，就是住在法兰克福的这种“安全屋”，此时他还很惊讶这么容易就进入德国了。

次日，他穿着牛仔裤和磨损的工作靴，把行李放在法兰克福火车总站一个长期的寄物柜里，从贩卖机买了一张车票。于是他就带着一脸络腮胡，搭上了前往卡尔斯鲁厄的列车。这个城市位于德国黑森林的边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炸回石器时代，历经接下来几十年的重建，如今成为一个广大的工业中心。在这个城市众多的工厂中，有一家在撒拉森的计划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之前他还住在黎巴嫩的艾尔米纳时，曾花了好几个小时上网搜索，找到了一家地理上完全符合他需要的清真寺。因此，他一走下开到卡尔斯鲁厄的火车后，就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他找到威廉街，走到一半，就看到一家昔日的街角商店（很讽刺地，店主一家是犹太人，死于二次大战的大屠杀中），如今矗立着一座小小的宣礼塔。这个清真寺和德国境内其他一千两百个伊斯兰教祈祷中心的不同之处，就是从这里几乎就可以看到他所选择的工厂：一家美国大药厂的德国子公司。

此时是星期天，撒拉森按照计划，就在傍晚的昏礼不久前，走进这家清真寺。昏礼一结束，依照传统惯例，教长走到这位陌生人面前，代表会众欢迎他。撒拉森随即受邀跟大家一起喝茶。谈话间，他解释自己是逃离黎巴嫩新近战火的难民。根据其他人看来，他的表情似乎不太情愿。

他的外貌完全就像个逃离战火、来欧洲寻找新生活的难民，他说他几乎花掉所有财产，付给一个偷渡集团，由他们安排搭船到西班牙，然后再搭卡车来到德国。他看着其他教友，声音哽咽起来，无法往下说出这趟可怕旅程的细节了。

我不得不说，这招很厉害，而大部分听他叙述的人—都是蓝领工人—都理解地点着头：细节或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用类似的方式进入欧洲的。

这位自称是非法移民的男子说，他之前去法兰克福附近投靠一个表亲，但因为急着想找工作，而且身上的钱快花光了，于是便来到卡尔斯鲁厄，希望能找到工作。为了要引人上钩，他还宣称自己曾在贝鲁特一家大公司的运输部门工作。

“一切都是阿拉的旨意啊，或许在马路尽头那家大工厂里头，也有类似这样的工作？”他问。

几乎所有教友都在凯隆化学制药公司工作，而且一如他的预测，他们很快就上钩了，纷纷自告奋勇要去跟同事们打听。他向大家致谢，引用了一句模糊但适当的经文，更让众人相信对他的第一印象没有错：他确实是个高尚又虔诚的人。

他低声说他很不好意思，但他已经没有钱吃饭或买火车票，所以问大家这附近是否有“安全屋”，能让他在找到工作前暂住。教友们当然立刻帮忙，张罗他的食宿—毕竟，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就是济助穷人。

于是，才一个多小时，甚至还没搞清怎么回事，撒拉森就成了他们的责任了。他们是很认真对待这种事情的人，才三天后，他们的打听和支持得到了好结果：凯隆公司配销部门的一个土耳其人主管说，他们刚好缺一名大夜班的仓库管理员，很适合那位难民。

那天晚上的祈祷后，替他高兴的教友们就带他到一家小餐馆吃晚餐，说那个药厂的工作环境好得不得了：有厂内的医疗诊所，有厂方提供补助的自助餐厅，还有漂亮的祈祷室。但没有人提到的是，这类工作一度都是属于美国人所有的。

之前那个弗吉尼亚州的诺贝尔奖得主曾问我，美国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工业国家，现在还会自己制造任何产品或机械吗？他说得没错。过去几十年来，几百万个工作机会，连同大部分的制造基地，都已经外移了，国家安全的保障也随之大幅消失。像凯隆化学制药公司，造成的危险更严重，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受敬重的药厂和出口商之一。尽管很少人明白，但现在美国心脏地带的安全程度，其实就跟一个无名小城的无名工厂一样。

撒拉森坐在一张三合板桌子前，听着融合了土耳其和德国风味的奇怪音乐。如果这个世界的状况更理想，他就还有最后一个障碍要克服。的确，难得一次，他相信有一件事最可能导致他的计划失败。而他在艾尔米纳时，就曾问过自己这件事：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难道不会检查进口的药物，以提防可能遭到污染？

他在网络上找到了答案，那是一场针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国会听证会，撒拉森找到了逐字稿。里头说，光是某一个国家，就有超过五百家工厂对美国输出药物或成分原料到美国。

“过去一年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查过几家的产品？”一名国会议员问道。

“十三家。”食药局官员回答。

撒拉森还得仔细看一次，才确定自己没看错：五百家工厂，只有十三家被检查过。于是他知道，以凯隆公司这么一家美国药厂的子公司，而且生产基地是在第一世界国家，生产出来的药物根本不会被抽查。

那天晚上十点，吃过庆祝晚餐后，撒拉森沿着空荡的威廉街，来到凯隆公司大门口的警卫室，警卫发给他一张员工通行证，告诉他配销仓库怎么走。他到了仓库，向土耳其主管报到，这位主管带着他经过无数栈板，上头堆放着要运到美国各城市的药品，同时跟他解释他的工作职责。所有的货物都没有人看守，也没有上锁或封存—从来没有过，因为没人觉得有必要。但以前也没人想过，喷气式客机的驾驶舱门有上锁的必要。

那个土耳其主管下班回家后，撒拉森就独自待在那个又大又暗的仓库里。他拿出祈祷垫，朝向麦加的方向，开始念着祈祷词。童年时代，他曾在沙特阿拉伯历经悲惨遭遇；十来岁时，他远赴阿富汗，成为对抗苏联的佣兵；成年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医学院毕业。此刻他感谢上天，在过去多年来赐给他种种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