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的奇妙常常出乎我们的想象,经验分析和专业判断往往都不一定正确,而出自科学的概率论也不一定好使。
就在等待高院对三叔案子的复核期间,日子越临近隆冬,世间却日益万象更新起来。
一个月后,高院没有传来任何关于案子的消息。
两个月后,三叔案子的最终判决依然没有下达。
1978年12月,载入史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如一夜春风吹拂大地,世间百业如雨后春笋般复苏了,各个领域的拔乱反正也全面展开。
时间就在这全新气象中匆匆流逝,直到六个月后,我再次来到第一监狱。
这是1979年一个盛夏的午后,炎阳高照让人们充分感受到太阳的热度,却没了往年那种毫无来由的狂热失控情绪!
而这一次我带来的,却是一份高院关于三叔案件的全新裁定。
裁定书上表明,三叔的案子基于两个原因,将回公安机关进行补充侦查。
一个原因是,整个案子只有人证和嫌疑人自己的口供,却没有充分的物证,也没有查找了该名失踪婴儿的任何身份信息和尸骨。
也就是说,被犯罪嫌疑人抛到江心的,说是一个无生命布偶也符合逻辑。
另一个原因是,三叔年轻时的那一场经历,曾让他在国内权威医学科研机构里,被诊治了长达两年之久,后经查证确有初步诊断为臆症的病历记录。
按照现代的医学解释,该病症的确是属于精神病的早期症状。虽然不能证明三叔在犯案时是否病,但鉴于第一条的情形,这一条已经不重要了。
新形势下,中国的刑事司法判定不再以唯政治化为准绳,而是更加注重证据链的完整。
于是三叔的案子如拔开云雾一般,终于以证据不足,被暂免于起诉,三叔终于有机会走出监狱了。
但三叔所涉及的案件,却做为疑案并未予撤销,一旦有刑侦方面的补充证据,案件仍然会被追诉。
三叔虽然被免于起诉,但鉴于案件的恶劣社会影响,三叔仍然要被送进市属精神病院,以接受强制治疗。
而三叔所涉及的案件,被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这对公安机关来说,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在拔乱反正的大环境下,公安机关累积的案件何止成千上万,更何况在那个年代,dna鉴定、测谎,还有更先进的精神鉴定等手段,在司法判决中都还没有引入国内或者采用。
于是万般头痛的刑侦部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补充侦查以后,让这桩曾经轰动一时刑事案,成了束之高阁的悬案。虽然并未撤销,但也基本上处于中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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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监狱的探视室,我在时隔大半年之后再一次见到了三叔。
这一次的三叔,并没有戴着脚镣手铐,我们之间也没有了铁栅栏,只有一张普通的桌子。
“小木头,你相信了吗?”
三叔坐在我的对面,第一句话就这样问道。
我没有回答三叔的问话,平复了一下心情才说道:
“三叔,你没事了,我来接你出狱!”
我把一份红头文件,推到了三叔面前。
三叔对着面前的文件看了两眼,看完之后脸色却依然如常,不悲不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