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卷一 情慾孤独6（第1页）

对生命的怀疑

我出版过一些书，谈了美学、谈过诗，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我想我最终的着作应该是一本懺悔录。我相信，最好的文学是一本最诚实的自传，目前我还没有勇气把它写出来，但已经在酝酿，我也知道这会是我最重要的功课。我是要跳回去做一个和稀泥的人，去掩饰跳墙、记过的事件，还是要做阮籍或嵇康？

这就是我的选择了。

我想，台湾应该是一个可以有距离的去对抗儒家文化传统的地方，奈何我们既隔离在外，却又以儒家正统文化自居，因為我们认為对岸破坏了儒家传统，所以我们必须去承接，事实上我们所背负的包皮袱比对岸更重。所以我到上海时便发现，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孤独感一下子就跑出来了，特立独行的个人也出现了……好像，台湾要发动在内心深层处的孤独感革命更难了……

家庭、伦理的束缚之巨大，远超於我们的想像。包皮括我自己，儘管说得冠冕堂皇，只要在八十四岁的妈妈面前，我又变回了小孩子，哪敢谈什麼自我？谈什麼情慾孤独？她照样站在门口和邻居聊我小时候尿床的糗事，讲得我无地自容，她只是若无其事地说：「这有什麼不能说的？」

其实，我母亲和许多母亲一样，手上一直握有一把剪刀，专门剪孩子的头发，比中学时代教官手中那一把更厉害，这一把看不见的剪

刀叫做「爱」或是「关心」。因為这把剪刀，母亲成為我走向孤独的最后一道关卡。

在我们的文化中，以「爱」、「关心」或是「孝」之名，其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不允许相对的讨论、怀疑——而没有怀疑就无法萌生孤独感，因為孤独感就是生命对生命本身採取怀疑的态度。

我们活着真的有价值吗？我不敢说。我也不敢说杀生一定成仁，捨身一定取义，鲁迅写的秋瑾杀生、捨身之后，其鲜血只是沾染了一颗馒头，让一个得肺癆的小孩食用，她甚至救不了他。这个了不起的文学家颠覆了儒家成仁、取义的观念。

生命的意义

生命真的有意义吗？儒家文化一定强调生命是有意义的，但对存在主义而言，存在是一种状态，本质是存在以后慢慢找到的，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本质，除了你自己。所以存在主义说「存在先於本质」，必须先意识到存在的孤独感，才能找到生命的本质。

在七○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存在主义是台湾非常风行的哲学，不管是透过戏剧、透过文学。例如当时有一部戏剧是贝克特的《等待果陀》，两个人坐在荒原上，等待着一个叫做Godot（中文译為果陀，Godot是从God演变而来，意指救世主）的人，等着等着，到戏剧结束都没有等到。生命就是在荒芜之中度过，神不会来，救世主

不会来，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没有来。我们当时看了，都感动得不得了。

从小到大，我们都以為生命是有意义的，父母、老师等所有的大人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包皮括我自己在当了老师之后，都必须传递这个讯息，我不能反问学生说：「如果生命没有意义，值得活吗？」但我相信，我如果这麼问，我和这个学生的关系就不会是师生，而是朋友，我们会有很多话可以讲。

如果你问我：「生命没有意义，你还要活吗？」我不敢回答。文学裡常常会呈现一个无意义的人，但是他活着；卡夫卡的《蜕变》用一个变成甲虫的人，反问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变成一隻昆虫，或是如鲁迅〈狂人日记〉所说人就是昆虫，那麼这个生命有没有意义？我想，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你以為找到了反而失去意义，当你开始寻找时，那个状态才是意义。现代的文学颠覆了过去「生下来就有意义」的想法，开始无止尽地寻找，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都不是最终的答案，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

陈凯歌的《黄土地》裡，那群生活在一个荒凉的土地上，像土一样，甚至一辈子连名字都没有的人，他们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相信活着是有意义的，或许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意义。然而，不管生命的意义為何，如果强把自己的意义加在别人身上，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我相信，意义一定要自己去寻找。

如果婴儿出世后，尚未接触到母亲前，就被注射一支针，结束了生命。那麼，他的生命有意义吗？存在主义的小说家卡繆（AlbertCamus）有过同样的疑惑，他在小说裡提出，如果婴儿立刻死掉，他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问的是生命非常底层的问题。

那个年代我们读到这些书时，感到非常震撼，群体文化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因為会很痛，你看到所有的报导都是那麼荒谬，是谁恶意為之的吗？不是，所以群体文化无法讨论「荒谬」这个问题，而存在主义则把它视為重要的命题。

拋开结局的束缚

卡繆的《异乡人》（Létranger）中，讲述的是在法国发生的真实事件，Létranger这个字中文译為「异乡人」，其实就是孤独者的意思。故事叙述法国青年对一个阿拉伯人开了六槍，被当成谋杀犯送进监牢，但所有的审判都与他开这六槍无关，而是举证他在為母亲守丧时没有掉泪，在母亲的丧礼上，他未依礼俗反而打了一个花俏的领带，以及在母亲丧礼后，他便带女朋友到海边度假，并发生性关系。诸此种种便成為他获判死刑的罪证。

行刑前，神父来了，告诉他要做最后的祷告和懺悔，灵魂还有机会上天堂。这个青年骂了一句粗话，说：「我就是开了这六槍，不要说那麼多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翻这本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就会发现最后一章写得真是漂亮。青年的囚车在黎明时出发，看见天上的星辰，他说他从未感觉到生命是如此饱满，他忽然变成整部小说歌颂的英雄——从儒家和群体文化的角度来看，实在很难去认同杀人犯变成英雄的故事，这部小说在国外会得奖，但若是在国内，可能直至今日都无法获得肯定，因為它的内容违背世俗的标準。

在国内不会有人以陈进兴為主角，最后还把他写成英雄，然而，小说的好或坏，不是结局的问题，而是生命形式的问题。这个形式裡的孤独感、所有特立独行的部分，会让人性感到惊恐，应该有个小说家用文字去呈现他生命裡的点点滴滴。然而，我们不敢面对，我们甚至觉得知道太多生命的孤独面，人会变坏。

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大人会说：「这本小说不能看，看了会变坏。」我认為，对人性的无知才是使人变坏的肇因，因為他不懂得悲悯。

在陈进兴这则新闻裡，我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他被槍毙后尸体送去摘取器官的过程，如果我要写小说，大概会从这一段写起。他对我而言，还是一个生命，而他在死亡，是生命与死亡的关系。我也要反驳群体文化中不知不觉的约束，使这些特立独行的议题无疾而终。

我用「议题」而不是用「主角」，因為我们总认為「主角」一定是个好人。记不记得小时候看的电影，常常会在最后结局时，出现一行字：这个人作恶多端，终难逃法网恢恢。后来我再去看这些电影，发现那个主角已经逃走了，只是在当时的观念裡，不加上这一句结尾，观眾不能接受，因為恶人要有恶报，好人要有好报。

如果我们用先入為主的善恶观去要求文学作品要「文以载道」时，文学就会失去过程的描述，只剩下结局。我从小受的作文训练就是如此，先有结局，而且都是制式的结局，例如过去连写郊游的文章，最后还是要想起中国大陆几亿个受苦受难、水深火热的同胞。

先有结局，就不会有思考、推论的过程。当我自己在写小说时，我便得对抗自己从小训练出来「先有结局」的观念，而是假设自己就是小说裡的人物。这是往后我写作的一条道路，我也希望不只是我个人，而是整个台湾在经歷这麼多事件后，足以成熟地让人民思考，而不是用结局决定一切。

或许有人会说，现在小学生写作文，已经不写拯救大陆同胞的八股教条了，但是不是就有思考了呢？我很怀疑。事实上，今日社会事件的报导，甚至在餐厅裡听到的对话，都还是先有结局。一到选举时更明显，都是先有结局再搜罗证据，如果真是这样，人民的思考在哪裡？从过去到现在，人民的思考在原地踏步，好像他忽然从一个权威的体制裡跳出来，觉得过去都是很愚昧的，他气得跳脚，以為跳向另一个极端。可是你仔细看，他跳脚的方式和当年某个伟人去世时跳脚的姿态是一样的，并没有改变。他还是用同样的情绪在跳脚、在哭，只是偶像换了另外一个东西而已。如果这样的话，人民的思考在哪裡？

个体的独立性应该表现在敢於跳脱大眾的语言、说出怀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结局或结论。我相信，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孤独者，更多的叛逆者，更多的阮籍和嵇康，勇於说出不一样的话，但要注意的是，这不是结局；如果你认為这是结局，就会以為「他只是

在作怪」，当你拋开结局的想法时，才能理解对方是在提出不同的想法。

逻辑（logic）一词源於希腊文logos，就是「不同」的意思。你从正面，我从反面，以后才能「合」，才有思考可言。而如果只有一面倒的意见，思考便无由產生。我相信，好的文学要提供的就是一种「触怒」。

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

很有趣的是，在我自己出版的作品裡，销路比较好的都是一些较為温柔敦厚者。我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例如会帮助晚上跳墙的学生回去，写在小说裡就是有一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我也有叛逆的一面，如《因為孤独的缘故》、《岛屿独白》两本作品，却只获得少数人的青睞——我很希望能与这些读者交流，让我更有自信维持自己的孤独，因為我一直觉得，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没有与自己独处的经验，不会懂得和别人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