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卷三 革命孤独1（第1页）

九○年代在台北如火如荼展开的学生运动「野百合学运」，很多人应该都还有印象，那时候大批的学生驻满中正纪念堂和台北车站，表达他们对社会改革的热情和愿望。

所谓学运，在我的学生时代，即台湾的戒严时期，是想都不敢想的，这个念头从未在脑海出现。延续保守传统的想法，总觉得学生罢课游行搞运动如同洪水猛兽，直到我去了巴黎求学才改观。

很多人都知道，一九六八年巴黎发生过一次学生运动，称為「五月革命」，当时学生领导法国工人包皮围政府，把巴黎大学作為运动本部，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我在巴黎读书时，不管任何一个科系，特别是人文科系，包皮括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美学等学科，教授在上课时都会不断地提到「六八年，六八年」；六八年变成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六八年以前是一个保守的、传统的法国，六八年之后则是一个革新的、前卫的、可以容纳各种看法的法国。

巴黎学运的衝击

我到巴黎是一九七二年，已经是五月浪潮发生后四年，学运仍末结束。偶尔在上课时，会突然听到楼上「砰！」的一声，老师立刻要所有学生疏散，然后就会看到担架上躺着一个全身是血的人被送到医院。

学运和暴力结合，使我们这些从台湾去的学生感到恐惧，好像是政治暴动一样。

记忆深刻的是，有些年轻老师或是高年级的学长，会在学生发动罢课时，带领同学坐在公园或是校园裡，一起探讨罢课的原因，讨论当前的政治制度、措施，每个人都会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必须承认，这些讨论改变了我对学运的看法。

在战后的戒严时期，台湾没有机会了解所谓的社会运动，在戒严法裡即明文规定不能罢课或罢工。所以在法国对学运的所见所闻，对我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撞击，而这个撞击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所谓的民主来自於每一个个人对於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个人意见，那他应不应该有权利或资格表达他的意见？

由於台湾学生来自一个较封闭的社会，到了法国，对学运会出现两极化的反应：一种是非常恐惧学运，完全不敢参加、不敢触碰。我记得和我一起留法的朋友，回台湾后担任政府的高层工作，有时候我们私下谈起时，会笑他在巴黎待了好几年，得到博士学位，只认得一条地铁的路线，就是从家裡到学校，其他一概不知。他代表了当时台湾学生留学的一种心情：我把我的专业读好，我不要去管其他不相干的事。

我是属於另外一种。因為自己学的是人文，对於文化的本质有很大的兴趣，因此对於学运，在某一种对政治运动的恐惧、置身事外的感觉之餘，会有一种好奇。

从小父母就常对我说：「什麼都可以碰，就是不要碰政治。」我想很多朋友都曾经被父母如此告诫过。因為台湾经歷过白色恐怖的年代，使个人对政治会联想到一个不寒而慄的结局，当时我心想：「我喜欢画画，我喜欢文学，和政治无关，大可放心。」

然而，我还是隐约感觉到身边有一些事情在发生。

巨大的心灵震撼

我经常提起高中时的英文老师影响我很大，他就是非常有名的小说家陈映真先生。他带我们读小说、读现代文学，以及读台湾一本很重要的杂誌《文学季刊》，有时候也会带我们去看戏；我记得高一时，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他带着带着，到后来已经可以读英文版的《异乡人》。

大概在我大一时，陈映真老师被逮捕，那个年代一个人被抓不会有报纸报导，大家都不知道原因，就这麼失踪了，接着出现各种传说，使大家觉得很恐惧。在老师被逮捕前的一个星期，我在明星咖啡屋和他聊天，那时候我已经参加了诗社，对诗有一种很浪漫的看法，觉得文学就是文学，是一种很唯美、很梦幻的追求。当我说出我的想法时，平日很有耐心的老师，却显得焦虑、不耐烦，他对我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文学不应该那麼自私，文学应该关心更多人的生活，走向社会的边缘，去抨击不正义、不公理的事情。」

当时听了他的话，觉得有点反感，心想老师怎麼这麼武断，这麼决绝。对於一个充满文艺美学梦幻的年轻人而言，陈映真老师的理论让我觉得很受伤。

一个星期后，他被逮捕了，我听到一些传言，说他成立了一个组织，又说他翻译了马克思的论着，说他的组织裡的人接连被逮捕了‥‥我想起了在明星咖啡屋时他的这一段话。

再见到陈映真老师时，已经是七年之后，他从绿岛出来，我从法国回来，彼此都经歷了一些事。我自己从被父母耳提面命：「不准碰政治」，到在巴黎时，听到每一个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时间都在谈政治，感受到六八年后法国人对政治的热烈激昂，随时可能会有一个同学站起来高声朗诵出聂鲁达的诗。我突然发现，革命是一种激情，比亲情、爱情、比人世间任何情感都慷慨激昂。

对我来说，革命在巴黎的街道上变成了诗句，聂鲁达的诗不只是诗，而是迴盪在街头上的歌声。

在前几年上映的《邮差》这部电影中，你可以看到连邮差都受到聂鲁达诗的影响，因為它不只是诗句，是革命的语言，会带给你一种巨大的心灵上的撞击和震撼，让你觉得可以放弃一切温馨的、甜美的、幸福的生活，出走到一个会使自己分崩离析的世界。

革命是一种青春仪式

在法国读书时，我发现革命有一种很吸引人、但说不出来的东西，和我从小所理解的恐惧不一样，使我也开始跟着要好的法国朋友，绑上头巾，跟着游行的队伍前进。整个五月大概都是在罢课的状态，而去过巴黎的人就会知道，五月的巴黎天气好得让你不想上课。后来我发现每次革命、每次学运都选在五月，不然就是在秋高气爽的十月，很少有学运选在凄冷的季节，大概即使要革命也要选一个好天气吧！更有趣的是，有时候同学还会问我：「我今天要去示威，你觉得我穿哪一件衣服比较好？」

原来学生运动不像我想像的那麼可怕，反而有一种嘉年华会似的东西，包皮括朗诵聂鲁达的诗，包皮括选一件示威游行的衣服，革命是可以重新注解的，或许，革命是因為你的青春，并且转化為一种青春的仪式。

我突然懂了某位西方作家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二十五岁时不是共產党员，你一辈子不会有希望；如果你二十五岁以后还是共產党员，你这一辈子也不会有什麼希望。」原来他说的「共產党」就是革命，讲的是一个梦想，当你二十五岁时有过一个激昂的梦想，一生不会太离谱，因為那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寄託；可是二十五岁以后，你应该务实了，却还在相信遥远的梦想，大概人生就没什麼希望了。

从这句话裡，我们也可以看到革命跟诗有关，跟美学有关，而它最后导致的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因為唯有孤独感会让人相信乌托邦

（Utopia）。「乌托邦」这个词是音译的外来语，但在汉字裡也有意思，代表「子虚乌有寄託出来的邦国」，它是一个实际上不存在，可是你心裡相信它存在的国度，且你相信在这个国度裡，人没有阶级，人可以放弃一切自己私有的慾望去完成更大的爱。唯独年轻人会相信乌托邦，而寻找乌托邦的激情是惊人的。

当我与多年未见的陈映真老师碰面时，他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与他辩论诗的意义，争得面红耳赤，告诉他：「写诗是一种绝对的个人的唯美，我没有办法接受你所说的，文学应该有更大的关怀。」他不知道七年之中我在法国经歷的一切，我也很少对人说起，只有在自己的小说〈安那其的头发〉中透露了一点点。

托尔斯泰与克鲁泡特金

安那其（Anarchism）是我在法国参加的一个政治组织，又译為无政府主义。这个流派起源甚早，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就开始了，创始人是巴枯寧（MikhailAleksandrovich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PeterKropotkin），这两个人基本上是俄国贵族；许多革命运动的发起人都是贵族，其过程也相似：先是对生活感到不满，继而在沉沦糜烂的贵族生活中感到存在的孤独，最后选择出走，例如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是一位伯爵，拥有很大很大的农庄，但是在他的作品《復活》中，他重新回顾成长过程中身為贵族的沉沦，以及拥有土地和农奴带给他的不安与焦虑，他决定出走。我认為托尔斯泰最伟大的作品

不是《復活》也不是《战争与和平》，而是在他垂垂老矣时，写的一封给俄国沙皇的信。信中，他没有称沙皇為皇帝，而是称他為「亲爱的兄弟」，他写到：

「我决定放弃我的爵位，我决定放弃我的土地，我决定让土地上所有的农奴恢復自由人的身分。」

那天晚上把信寄出去之后，他收了几件衣服，拎着简单的包皮袱，出走了。最后他死於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火车站，旁人只知道一个老人倒在月台上，不知道他就是大文豪托尔斯泰。

我觉得这是托尔斯泰最了不起的作品，他让我们看到革命是对自己的革命，他所要颠覆的不是外在的体制或阶级，而是颠覆内在的道德不安感。

回过头来看，什麼是安那其主义？怎麼可能有无政府的状态呢？

在台湾，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克鲁泡特金的着作，翻译者是巴金。这位中国老作家笔名的由来，就是取自巴枯寧和克鲁泡特金两人名字中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他在留学法国时最崇拜的偶像就是安那其的这两位创始人，所以他取了这个名字。巴金一生翻译了许多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包皮括《麵包皮与自由》、《一个反叛者的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