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真是这样吗?
偏偏我就不信邪。
如果以后真的要吃苦了,那我也不后悔,路是我自己选择的,即便最坏的结果,我也要自己承担。我不允许任何人对我的生活方式说三道四,即便是父母也不行。
半小时后,我主动给父亲张明德去了一个电话,他很快接通,我说:“爸,在干嘛呢?”
张明德在那边以一贯的生硬说道:“今天下雨,在家待着呢。”
张明德虽然当了一辈子老师,还当过十年的小学校长,但他的嘴巴很笨,说话非常可笑。
记得我买房子那年,弟弟张磊也在要在那一年买房结婚,那时候我已经跟王晓峰离婚,我自己的钱不够,父亲张明德在母亲的主张下把他的钱六十多万全部给了张磊。
当然我也没有指望他们能资助我。
我厚着脸皮抱着碰运气试试看的态度跟单位借钱,没想到老领导一口答应了。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家里,父亲说:“哎呀,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嘛。”
我当时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弟弟张磊呢,听说我有了这样一笔钱,打的主意则是,能不能先挪给他用,按他当时的话说“他买房是刚需啊”!
我也没有房子,也是租房住,但没人觉得我需要买房,没有考虑我的刚需问题。
那时懦弱自卑的我,第一次体味到来自我那个原生家庭的凉薄。
尽管如此,此后的几年里,我依然给他们买吃的,买穿的,买生活用品,买厨房电器,就想着改善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让他们过得好一些。
后来,我离婚了,女儿四五岁的时候,我带着女儿回家,千里迢迢坐火车二十多小时,回家想喝口热水都得自己现烧。待两天惹得母亲不高兴时,她会直接说:“这些畜生东西,还不如不要来了。”
这些话就像初冬的冷雨,无情地浇到我身体,深入我的肌肤,令人久久难以忘记。
后来我带着孩子在滨都过着艰难的日子,我也没有能力再给他们买什么东西,我不跟他们联系时,他们不跟我有任何主动的联系,尤其是我的母亲沈秀兰,她就像没我这个女儿一样。
我的心就这么一点点地冷了下来。
一个家庭,一个当妈的,把最善良最老实的那个孩子逼得没有任何立足之地,榨干了这个老实孩子的价值后就不理不睬,我还能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除了在夜深人静时叹息自己命运太差,投胎的技术太差,还能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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