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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侧金盏花比人类更古老的杂草（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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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1日，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胜利日仅有一周了，这个胜利日标志着这场有史以来最狂暴混乱的战争彻底结束。5月1日这天，邱园（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园长在伦敦的轰炸遗址上，在一片异常茂盛的杂草丛边发表了一场演说。就在前一天，美国军队刚刚解放了达豪集中营，可《泰晤士报》——也许是敏锐地觉察到了这场演说的不同寻常，又或者因为什么其他深层次的寓意——将这场演说的新闻安排在他们当天的头版头条。爱德华·索尔兹伯里[17]教授站在萨沃伊教堂的废墟中（“这座教堂在战争中被击中4次，损坏11次”），告诉大家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已经在这座城市的伤口上建立起来了。这个故事里不但有战争的气息，还有这些从小听熟了名字的植物在旧街巷里涅槃重生所带来的怀旧气息，在雾都，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联系显得如此紧密。皮卡迪利街圣詹姆斯教堂的中殿被轰炸后，辅助消防队喷水救火，这一片原本潮湿灰暗的废墟上此时长满了蕨菜，让人眼前一亮。牛津千里光（Seneciosqualidus，18世纪从埃特纳火山传入英国的一种植物）亮丽的黄色花朵给伦敦城墙上的碎石涂上了一抹明艳。齐普赛街上因轰炸破坏而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曼陀罗也蓬勃地长了出来——要知道曼陀罗可是古代药剂师眼中的万能药，也许四个世纪以前，就在这些地下室里，失眠者和牙痛患者就正要买它回去治病。牛膝菊（原产秘鲁）的英文名叫作Gallant-soldier（直译为“英勇的士兵”），对于刚结束一场世界大战的城市而言这名字十分应景，而这些小草也英勇地长满了八分之一的轰炸遗址。柳兰则把自己紫色的花潮铺向了几乎所有的轰炸遗址，怪不得伦敦人已经把柳兰命名为了“炸弹草”。这里除了这些美丽的花朵，还有一些貌不惊人却为人们所熟悉的植物：匍枝毛茛、繁缕、异株荨麻、酸模、欧洲千里光、车前草、萹蓄，还有《创世记》中提到的“荆棘和蒺藜”。索尔兹伯里教授一共记录了126种。这是一场杂草风暴，也是对还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的提醒：那片轻掩在野性自然之上的文明是多么单薄。

不过伦敦人对于已经受伤的故乡又受杂草的侵犯到底作何感想，却鲜有记录。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愈合的过程，标志着生命在逆境中强大的恢复力，还是觉得这种入侵无疑是在脆弱城市的伤口上撒盐？说到底，这并非是英伦野玫瑰在混乱中开拓、崛起并达到顶峰的盛世景象，而是机会主义者、植物世界中的乌合之众揭竿而起的暴乱。也许就像杂草长久以来具有两面性，伦敦人的感受也是两者兼有。教授解释说，出现这种植物大爆发，是因为从杂草的角度来看伦敦大轰炸就像是一次大规模的松土，但我怀疑人们听了这个解释心里也并不会有多少欣慰。如果有些人认为这满地焦土之上茂密的杂草全是拜德国人所赐，那么应该提醒他们，土壤里杂草的种子其实是来自他们自己的花园。

或者，真的来自他们自己的花园吗？园艺写作中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杂草完全是人类行为的产物——这并非是单纯的概念，而是说人类实实在在地创造了杂草，就好像它们巧妙地避开了演化过程，直接、完美、强大地从土豆田里长出来了。“没有我们它们活不下去，”大部分时候还算睿智的植物学作家迈克尔·波伦[18]坚持道，“没有人类来创造农田、草地和空地，大部分杂草都会很快消亡。田旋花在田地和花园里看起来凶猛无比，可在别的地方根本没法生长。”不过田旋花当然能在别的地方生长，而且必须具备这种能力。那些冲破界限进入我们的领地，并且最后形成“杂草”这个文化类别的物种，一定在大自然的某处有自己的据点，它们正是从那里开始自己雄伟的扩张行动的。

1877年，伦敦托特纳姆法院路南边尽头的缪克斯啤酒厂里，一口井发生塌陷，而这里向西仅几公里处就是70年后轰炸的中心。井下沉了1146英尺（约合350米），直落到从5亿年前的寒武纪起就在这里的岩石上。更靠近地表的地方有约2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形成的土层，那时采集狩猎者们四处游荡觅食，绝想不到脚下的土地很久以后会成为伦敦城。在这些旧石器时代的土层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植物的化石，这些植物不但为我们所熟知，甚至还在1945年大大地出了名。匍枝毛茛、繁缕、杉叶藻、酸模、萹蓄和其他一些现代杂草，原来早在战争甚至园丁被发明出来以前，就在伦敦盆地安了家。我不是说轰炸遗址生长着的杂草就是这些古老植物的直系后代（尽管确实有这种可能性），但这些证据显示它们的存在完全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杂草们的生命早在没有人类的时候就开始了。

让人惊讶和意外的是，石器时代的景致与20世纪40年代伦敦城断壁残垣的景象十分相似。25万年前，泰晤士河高高的河岸上是开阔的草原，冰川摩擦着乱石丛生的战栗的大地，猛犸群和麋鹿群践踏着地面，每当冰雪融化河水就会泛滥。无论什么植物想要在这样恶劣多变的环境中生存，都必须演化出特殊的本领。它们需要有很强的适应性，要成为机会主义者，迁移起来要灵活迅速。环境不断变化，它们就要比变化先行一步。

以上说的是一种普遍情况，实际上后来紧跟人类脚步——拼命挤进我们的麦田、花园、楼宇、战场，直到挤进我们想象力里偏执的角落的植物中，有很多都早已在地球上最动荡的环境中安身立命。在巨浪拍打的海岸上，在危险随时来临的火山上，在被洪水反复淹没的河边，在野生食草动物拱出的泥坑里，在山麓碎石、鹅卵石滩、冰碛丘陵上，它们不断地演化着，演化着。

如今你依然可以看到生长在这些原始地方的杂草。我曾在约克郡石灰岩山谷的河流上游漫步，冬天的洪流和石头的不断崩落使这里的地面自冰川融化后一直保持着平坦开阔。各种喜欢开阔空间的植物全挤到了这里。原本长在高山的岩荠与喜欢长在海边的海石竹枝叶相抚，长在高地的捕虫堇和白垩丘陵上常见的凌风草并肩站立。在这些植物中间，那些常见的杂草——款冬、车前草、毛茛、三色堇——也在尽情享受着这里的开阔与生机。当然，这些物种的种子很可能是从附近的花园顺流而下，被冲刷到这里的，它们原本应该正在那园中享受着高墙内的阳光。可花园不远处的全新世的土层里就躺着它们同类的遗骸，这里正是它们早在人类出现以前的家园之一。地中海岸边惊鸿一瞥的虞美人，也可能只是出身于平淡无奇的橄榄园和葡萄园，但海岸却可能是它们的原始家园之一。它们仍旧高高地长在圣地耶路撒冷炎热多石的丘陵上，长在金脉鸢尾的花丛中，在这里它们是《新约》中所说的“野地的花”的原型。（地中海地区是大量杂草的老家。这里的夏天漫长炎热，土地干旱不毛，正是一年生杂草生根发芽、蓬勃生长的好地方。）

雪线与高山林地之间的中间地带，是杂草的另一处天然温床。在雅典北部的山地，暮春的融雪有时能灌溉出一大片胭脂红。这就是秋侧金盏花（Adonisannua），一种毛茛属植物，它们混在新石器时代地中海移民携带的种子里，抵达了英国。中世纪时，农田里到处是秋侧金盏花的身影，白垩土质的区域尤为严重。侧金盏花的命运起伏，就像是一则讲述杂草身世变迁的寓言故事。16世纪时的园艺家与植物学家约翰·杰勒德[19]十分喜欢它杯状的花朵和花瓣底部如美人痣般的黑点，他为它的优雅着迷，并从英国西南部弄到了种子，种在自己的花园里。他把这美丽的植物唤作“红宝石玫瑰”。200年后，人们在科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上兜售这种花，并把它叫作“摩洛哥之红”，这是当时盛行的花束。但到了19世纪末，新的筛种技术使它基本从英国绝迹，直到1971年，经过威尔特郡的M4高速公路——这条公路正好横穿一片曾经的农田——使它在此地迅速复活。如今这种植物荣登英国特别关注物种的名单，而它的身份也从受保护物种到有害的杂草再到受保护物种，完成了一个循环。

杂草顽强而又无处不在的生命力，仿佛是从神话中得来的力量。即便埋在土中，它们也能活上数百年。它们熬过了冰河时期，经历了农业革命，挺过了全球战争。它们记录着人类在大洲间的迁徙，忠诚持久度不亚于语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激发少年时代的爱德华·索尔兹伯里想象力的原因之一。他出生于1886年，彼时索尔兹伯里家族正是赫特福德郡的显族，他从小就喜欢在当地的乡村四处搜罗。十几岁的他已经表现出了成为植物学家后所具备的好奇心和天分。他在一个硬石堆上发现了一株自己不认识的植物，于是便把它送到邱园（亦即他未来工作的地方）去鉴定。他们告诉他，这是一种来自北美洲的植物，叫作豚草，它是菊科家族中一个丑巴巴的成员，并且是美国最为臭名昭著的引起枯草热的过敏源。随后索尔兹伯里——用他自己的话说——“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石块是作为船上的压舱石被从美国带到英国的。豚草的种子（长有刺）一定是挂在了石块上，横渡大西洋，然后发现赫特福德郡的路边还算是个与美国相仿、过得去的环境，便这样扎下了根。

爱德华·索尔兹伯里后来去伦敦帝国学院学习和工作。他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发现这个伟大生物学家的好奇心和一些非传统的实验手段与自己十分相似。达尔文也对杂草很是着迷，觉得它们的生命过程是快进了的演化过程。他认为它们会靠海水传播种子，并测试了盐水对种子萌发的影响。他想知道种子能否在死鸟的胃里旅行，还成功地把他从蝗虫粪便里提取的种子种活了。他从一只红腿鹧鸪伤腿上的泥巴里，养出了八十多种植物。他在肯特郡的故居有一片“杂草地”，他在这里进行了历史上首次杂草竞争力的量化实验。达尔文清理并挖松了一片3英尺（约合0。9米）长、2英尺（约合0。6米）宽的土地，然后观察会随机长出什么植物：“我把所有长出来的本地杂草都记录了下来，在357种杂草中至少有295种被毁掉，毁掉植物的主要凶手是鼻涕虫和各种昆虫。”这个数据可能会让园丁们略感欣慰——如果不是还有62种植物没被吃掉的话。达尔文没有明确指出这些物种分别是什么，但毫无疑问应该都是些熟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