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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第1页）

如果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是蓄意的，但在相信是蓄意的同时，有没有可能作为一个中立者——我们假设不把自己看成中国人，没有那种主观感情，纯粹做一个理性的，甚至是冷得有点无情的人——来想这件事，在这个事实真相澄清以前，它有没有误炸的可能性？或许有。我的意思是说，在思考事情的时候，在下确凿的判断之前，我们要想到它的可能性的存在。不能因为热血一奋涌，就把某一个结论给定死了。因为很多事情你定死了某一个结论之后，等过了三五年、八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结论是错的。也常有这样的事啊！比如在考古上做的某一个结论，在有更多的地下文物出土之前，我们对某一个文物做出了某一个判断，认为如何如何。但等新的出土文物发掘出来以后，就把你原来那个给否了。这是实证啊，残酷无情的，像学术规则一样是很冷酷，也很严格的。

这件事，等以色列的档案揭秘了，我们或许能了解它到底是蓄意还是误炸。但这个档案就可信吗？会不会为了让人们相信这是误炸而编的那么一个档案呢？而编的档案，如果我们不加分析，以为这就是正史的历史档案，我们不就上当了吗？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很多历史档案，有没有是这样编出来的呢？不知道。比如，拿所谓的正史二十四史来说，有学者也早就说“二十四史无信史”啊。这说法从何而来，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下一个例子，有一幅很著名的油画——我相信大家都看过——《毛主席去安源》，那幅画非常著名吧？青年毛泽东穿着长衫，手拿雨伞，穿着布鞋，走在去安源的路上。我小时侯也看过，记忆很深刻。2006年7月2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家刘春华的文章《也谈〈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后风波与历史真实》。文章最后有一段编者按。我们从编者所写以及他提出来的一连串的疑问，可以来想象它背后那种可能的复杂性。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6）

编者按说“作为一幅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油画《毛泽东去安源》曾经风靡全国，家喻户晓，出版发行9亿多张，创下了中外美术史上的神话。造就这一神话的，不能不说是当年特殊的政治形势。这幅油画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风波？油画作者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毛泽东对这副油画是何意见？对油画宣传的降温是出于何种原因？油画到底有没有违背历史真实？本报4月份发表了萍乡市两位党史专家的文章后，油画作者刘春华先生披露了他知道的情况；针对刘先生的文章，两位党史专家也提出了他们的不同意见。由于年代久远，又缺乏档案记载，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认识，可以说相差甚远，这是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从这些问题就能感到，事情有点复杂。涉及到的双方各执一词，而且双方都有确凿证据来支持自己。这有点儿像我做“老舍之死”。我采访到三个打捞老舍尸体的人，他们都说老舍先生的尸体是自己打捞的，且也都能提出旁证——谁谁可以证明是我捞的，甚至还可以提出另外的旁证，比如说老舍遗物当中有一名片写着是“老舍”，能假吗？比如说，老舍怀抱着一部手稿被打捞上来，手稿上写着某部作品的名字，署名“老舍”，能假吗？似乎都假不了。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就是历史啊！

我们来看，这件事的分歧点全在细节上：

第一，关于油画宣传的降温，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当初那个油画刚出来的时候，宣传得非常厉害，能够发行那么多为证。后来宣传降温了，为什么呢？——作者说是因为江青整他，而专家认为是毛泽东对该画表示不甚满意，所以降温了。我们看，今天在没有查到确凿的历史档案和实证材料、文献证明的基础之上，现在能对这两个说法进行判断吗？你愿意相信谁？这种相信是不是也带上了我们的主观色彩？比如说，我们也许相信那两个党史专家，因为党史专家能假吗？但作者亲历的事，他会瞎编吗？

第二个细节，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是步行还是坐火车？也有争论。毛当年去安源，有的说是步行，有的说是坐火车。还有一个折中的说法，是为历史的真实做解释——即便毛主席是坐火车去的，下了火车不也得走吗？这个说法似乎是完美无缺。

第三点，毛泽东去安源到底穿的什么衣服？油画上是长衫。党史专家提出质疑，说穿的是短上衣，不是长衫。他的证据来自哪儿呢？我们注意，这样的内容都有证据的来源，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是空穴来风，倒很容易就让我们把他驳倒了。他有来源，1971年7月15日张春桥在韶山纪念馆谈话，提到他曾亲耳听毛主席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粉碎“四人帮”以后张春桥被抓起来了，但1971年张春桥在党内的位置不容置疑吧。他在韶山说这样的话被韶山纪念馆的人记录下来，党史专家去查证，于是就把这个作为证据了。张春桥说他是“亲耳”听毛主席说的。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张春桥在说谎吗？再提出一个疑问，张春桥在1971年说这件事的时候，有必要说谎吗？不知道。

然后我们来看作者，作者提出三条反证，认为毛主席是穿长衫的，证据很有力。一，从安源纪念馆馆藏中看到当年曾接待毛泽东，并亲自带毛下矿井的老工人张竹林1964年11月的访问记录，“1921年不记得是秋天还是冬天，那日我正在毛紫云家挑水，有个穿长衣的客人，手里拿一把湘潭雨伞向我打听毛师爷住在哪里……我才知道这位客人叫毛润之。”大家看，长衫、雨伞都有。二，曾在安源当过小工，后来成为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的王耀南将军1967年8月21日的访问记录：“主席去安源是走路去的，穿了长衣，带了雨伞，长衣的右边叉子上拉破了一个口子，有两三个补丁。”我们看这个细节，能记得那么准确。这是他在1967年回忆几十年前的往事。记忆上会有偏差吗？三，1998年2月16日，###当面告诉作者，因1968年7月《毛主席去安源》油画搬入中南海时，她还没在主席身边工作。但她问过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汪说：“那画先是放在中央政治局开会处，请政治局的人看了，都认为很好，很像毛主席。后来，又搬到毛主席处，主席看了，说‘神气还像我。只是这衣服太好了，我那时没有这么好的大衫，都是旧的，没有这个好’”——大家注意啊，汪东兴转引毛主席的话说的时候——毛主席没有否定自己穿的是长衫。他只是说，我那个没有这个好——“‘鞋子嘛，也没有这样好，那时常常走路，有时一走几天，鞋破了，就光脚走。有时碰到朋友，朋友出钱给买双草鞋，穿破了，又光脚走。伞也对，时常下雨，出门总带把伞。’”

汪东兴说的可信吗？如果我们相信汪东兴不会说谎，他把毛主席跟他所说的几乎原封不动地表达出来，那关于这幅画，我们也就相信作者所说是接近那个真实的。即便是画家把那个长衫在画上画得显新，布鞋画得也显新，它至少符合了历史的真实，更符合了艺术的真实。但假如张春桥说的是真的呢？我们可以从这幅画看出什么来呢？可以说，这幅画依然是符合艺术的真实——即便毛主席当初穿的是短上衣，而画家为了营造当时的那种历史气氛，给人们通过这个油画来还原一个历史情境的想法，他把毛主席画成了穿长衫，从艺术上也是说得过去的——可以叫艺术的历史真实，或者叫文学的历史真实，是画家、艺术家的一种想象的再创造。但是，如果从长衫短衫的这个角度来讲，它违反了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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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7）

那我们要从口述史这个角度来去探寻呢？我们又不能随便地轻易相信哪一方是对的。我们所做，就是像他们双方所做一样，提供出一些信息，让大家知道在这个历史的平台上，关于这件事有张三和李四的两种说法，甚至还有王五、陈六的四种说法。我们对这些说法要尽可能多地了解。那个历史事实可能是那样，但它的背后是那么复杂。这就够了。

再举一个小例子，非常有意思，也是发生在前不久。

世界杯比赛——意大利和法国的决赛，在座的朋友有多少人看过？即便是没看过，在世界杯落幕以后，第二天第三天有很多报道提到了齐达内用头撞人的事，也可能都知道。有很多的球迷甚至在对那场球的记忆中，齐达内的“铁头功”超过了这场比赛本身。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看到了不同版本的叙述吧？观众从电视上亲眼看到了齐达内撞头的那个瞬间。这个历史瞬间被摄像镜头记录下来，假不了，太真实了！可他为什么撞？猜测出来了，不同的版本出来了。他撞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一定是马特拉齐“得罪”了他。但怎么得罪了他？后来有不同的版本。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巴西电视台、法国电视台的口唇专家，根据马特拉齐说话的口型对出了马特拉齐当时说的一句话：“你是意大利人养出来的一条忘恩负义的狗”，得罪了齐达内；还有的说“你姐姐是个妓女”；还有的说“你是恐怖分子的后代”，三个版本出来了吧？作为读者，在看到这三个版本的时候，信哪个？能够判断吗？不能，而且我们做不了判断。

再后来，仔细来分析这个事就更有意思了。当法国媒体采访齐达内时，问他马特拉齐到底跟你说了什么，齐达内说他无法把马特拉齐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因为太难听了。他用这个理由不肯把马特拉齐的话再重复一遍。因此，我们无法从齐达内的嘴里知道马特拉齐怎么说的。齐达内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是在几天之后了。他有没有可能已经调整了心情？马特拉齐可能当初没有说那么狠的话，而他想在媒体面前把马特拉齐的话描述得狠一点，这样的话他的同情就会更多一点，人们对法国队的同情也会更多一点儿？但他又没有把他可能编造的话说出来，而是用这样巧妙的外交辞令来说“我不能把这段话再说一遍，他说得太难听了”。所以，我们都无从知道那句难听的话到底是什么。

然后，又有媒体记者去问马特拉齐，你到底说了什么，让齐达内一头撞向你？马特拉齐说，我没有侮辱他母亲。记者问，你是不是提到了他姐姐？马特拉齐的回答是“基本不否认”。大家看有意思吧？这是我们从国内媒体上看到的对这件事情的报导。马特拉齐也很狡猾，他没有跟媒体说，我那句原话是怎么说的，而是说“基本不否认”。对于这个历史事件，马特拉齐是怎么激起齐达内的火，齐达内怎么一头撞向他，原因就复杂了。当事人只有两个，各说各话。

又过了些时候，马特拉齐面对媒体说当时的一种情景，这个齐达内也不否认。可那个话，媒体并没有说马特拉齐当时是怎么说的，只说在马特拉齐防守齐达内的时候，马拉着齐的衣服，齐开玩笑地、调侃地、或者也许带有挑衅口吻地跟他说，如果你对我的上衣感兴趣，等比赛结束了，咱们可以交换。事情的原因还是出在齐的身上。不过，马特拉齐还了一句话，还的那句话到现在我们都没搞清楚。过了些时候，媒体又一次报导，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马特拉齐说“我更希望你姐姐把衣服脱下来给我。”这是又后来的报导。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但是已经是历史了，能说它不是吗？它刚刚发生啊，而且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是看直播的人亲眼所见。我那天晚上也看的直播，当时都愣了。这是一个事。

我再讲下面一个例子，也很有意思，依然来自《作家文摘》。《作家文摘》转载的面很宽泛，读者可以看到很多纪实的报导，或者小说的转载，等等。

2006年7月25日——又是前不久的事——它转载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束星北是否做过爱因斯坦助手的争论。

束星北被誉为是我国天才的物理学家。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束星北的文章——这是口述的，由当年《光明日报》科技部一名记者把束星北的口述记录下来，像我做口述史一样，——文章的题目叫《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在看到这个题目时，如果我们是这个领域的，会想到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在怀念他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从作者的名字、从题目，我们已经深信不疑了吧？不会有任何质疑。文章回忆自己于“1928年5月”——大家记住，时间非常重要，人物也非常重要——他讲自己去柏林大学见到爱因斯坦后，爱因斯坦“热情地帮我弄到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爱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束星北说，在这期间他“主要是继续研究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向爱因斯坦请教”，“每一次，他都进行耐心而详细的解释”，“这些教诲对我以后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他说自己“也帮助爱因斯坦做些事情。我帮他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而且，“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他做点事情”等等。大家记住这段话。这篇文章由束星北口述，时任《光明日报》科学部记者宫苏艺整理。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8）

现在，质疑来了。质疑来自曾经做过束星北学生的科学史家许良英教授。许良英先查核了束星北本人填写于1954、1964、1965和1983年的四份履历表，发现这四份履历表当中，在有关1928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的经历当中，全都没有涉及柏林大学。再经过进一步仔细考证，又发现了束星北回忆文章中存有许多破绽，认为“此文漏洞很多，根本不可信”。但得找到证据啊。之后，1997年10月，曾作过许良英学生的另一位科学家胡大年，在爱因斯坦档案馆检索文献时，查到了束星北在1943年12月17日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第一句话是：“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许认为此句的中文意思是“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并由此推断，“既然直到1943年还无谋面之缘，所谓1928年当过爱因斯坦助手只能是一个神话”。这是确凿的吧？当时《南方周末》继而对束星北为什么要“虚构”那样的故事，做出了分析：“是不是想通过爱因斯坦的法力再进一步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当年可能有某种特殊的环境）以实现自己出成果、出人才的目标，以此慰藉自己的余生呢？”这也是留给我们的疑问。

然而，与当事人有关的另一方，束星北的女儿以及束星北的另一些学生和浙江大学的老校友，提出反驳，不接受许良英的质疑和结论，并提出对这个的反证。我们来听，非常有意思。他们的证据主要有三：第一，当年采访束星北的那位口述记录者，曾在当年的采访笔记上记录过“爱因斯坦帮我弄了大半工资的研究助手职务”，研究助手工资很低，“每月120马克，不是正式人员，属临时的”。这个证据是说口述者在当初采访束星北的时候，束也跟他在说这件事。但束是口述，他是不是口述时就已经在编故事呢？

第二，束星北在1943年给爱因斯坦写的那封英文信，可以有另一种解读。解读的关键在那个英文词“mak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