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做起来的辅导班,我不可能轻易放弃。毕竟前期投入了那么大的心血,而现在的运营又这么稳定。这个局面来得多不容易。
另一个方面,非常可观的经济收入也是很大的诱惑力。
比起孩子的不良习惯,如何活下去是更严峻的问题。
除了咬牙撑着维持现状,我别无选择。
我只能在家里,花更多的时间,来引导纠正春妮的一些不良习惯。
这个阶段的我像极了一个无所不能的钢铁侠。
学校里的工作丝毫不能耽误,下了班紧赶慢赶回家,顺道接上孩子,回家来做饭,陪孩子做作业。到了周末别人可以睡个懒觉,我却还像工作日一样起床,开始我的第二份工作。
人家王晓峰可以去轻轻松松的约会,我却要拖着个孩子——我跟他的孩子,辛辛苦苦去赚生活费。
有些时候会觉得非常苦,非常委屈。命运真是不公平。
可是再多委屈也没地方去诉说,也没有人听我诉说。
忙一点,就会忘了这些烦恼。像个机器一样,就这么麻木地活着吧。
又是一个周六下午,我照常带着春妮在辅导班给孩子们补课,下课后我看到手机上几个未接电话,是王晓峰打的。
我回过去,电话刚一接通,王晓峰就着急地说:“你干嘛着呢,怎么这么半天不接电话!”
我随意地搪塞着说:“哦,刚才有点事。怎么了?”
以前在家里补课时,他是知道的,但后来搬到小区的这个专用教室里他还不知道。
正好我也不打算让他知道,他那张嘴我很讨厌,冷不防说出一句就能给人添堵。在家里补课时,那时尽管已经分开,他还是会说一些诸如“太麻烦了”,“把春妮带好就行了”,之类的不赞成的话。
王晓峰这个男人骨子里就是安于现状的保守主义者,完全没有进取心。
我跟他在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所谓的“三观不合”。
王晓峰对于等了这么半天的余怒还没消,他说:“什么事啊,家里也没人!”
我不客气地说:“你管我什么事呢!你有什么事啊?有事说事。”
他说:“我来看春妮啊,最近也忙得没顾上来看孩子。”
我说:“哦,那你等等,我们很快就回去了。”
在路上,我跟春妮说:“宝贝,咱们不要告诉爸爸,妈妈在这里给哥哥姐姐们补课的事,好吗?”
春妮不解地说:“为什么呀?”
也许一个人要额外做一些事情,就需要一些额外的能量来支撑。如果反对声音太多,在最困难最薄弱的时候,可能真的很容易放弃。
大概我的内心里是为了维护这种将补课这件事支撑下去的一些能量吧。
但是孩子是不懂这个的。
我只简单地跟春妮说:“因为没有必要告诉他,他跟我们已经不是一家人了呀。”
春妮勉强地“哦”了一声。
我又说:“一个家里的重要事情,只有这个家里的人才可以知道嘛。对不对?”
春妮像是懂了,冲着我郑重其事地点点我。
王晓峰在我们单元门前站着抽烟,看到我们,还隔着几米远,就说:“逛街去了啊?早说我陪你们去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