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龚玉强捐了五万块钱这件事,就如同几年前我跟王晓峰离了婚一样,成了单位上最顶流的头条热搜。
而且持续几周高居榜首,学校里其他正经八百的技能比赛、社团活动,都无法覆盖人们对这件事的兴趣。半个月过去了,热度持续不下。
在楼梯间,校园里,不经意碰到的同事——哪怕仅仅是个面熟连名字都叫不上的,看到我的那一瞬间,也是笑意盈盈,眼里满含内容,仿佛在说:“你这个有故事的女人呐,真看不出来呀!”
熟悉的就更是,有几个女同事特意跑来当面跟我套话:“龚玉强那个人是挺不错的哈?”
我故作一脸无辜反问道:“龚玉强是谁?”
对面的人白我一眼,戏谑道:“你就装吧,装也装的有点水平吧。”
我作恍然大悟状,“哦,嗨,瞧我这记性!对了,体检你们约的星期几?
“星期三,我们一起呗!”
我说:“好的呀。”
为了避免被这样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堵着“采访”我为什么给龚玉强捐五万块钱这件事,这段时间中午索性我都不去食堂吃饭了,因为那是最八卦的时间段和场合。
我上班更加简化为办公室和教室两点一线,完事直接开车走人。非必要不接触同事。
但我这个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似乎天生就是“新闻体质”,一向自带话题。
明明每天负重前行,活得窝窝囊囊,属于单位上那些美女们中间的“丑小鸭”,既没有闲工夫像她们那样画着精致的淡妆,穿着有品位的衣服,孩子有任劳任怨的公婆带着,又没有什么出色的成绩能让我显得与众不同,我在人群中,太普通了,但我却始终是别人关注的对象,是大家目光的焦点。
总有那么一些人,眼睛牢牢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甚至胜过关注她们自己的事。
没过几天,单位上开始又有人讨论,我开了辅导班这件事。
有一天,我被何领导叫了去,他问我:“听说你在外面补课?”
我的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但又一想,这件事似乎并没有明确规定不能做,2019年,别说是大学,就是中小学的在职教师,在外面悄咪咪地补课的也不在少数。
于是硬着头皮唯唯诺诺地承认了。
何领导有些气恼,他严厉地盯着我说:“你本职工作做好了吗?你看你那个课讲的,我都听不明白你在讲些啥,不把心思放在本职工作上,居然还搞那些旁门左道!”
何领导的脾性我已经算是摸透了,他说任他说,只要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被他说几句我又不掉肉。
何领导看我默不作声,感觉好像把拳头打在了棉花上,于是提高了音量继续说道:“你这个样子下去怎么行?你认为你就这样就能一直混下去?你也要有点责任心,要为我们的学生着想着点,要多参与学生的竞赛指导,本质工作要主动多承担,把工作做细一点,别一心只想着搞那些歪门邪道挣钱!”
我瓮声瓮气地说道:“好的,我知道了。”
我准备转身时他说:“外面再不要干了,原则上来讲,那是不合规的,是不允许的,明白不?”
我点着头说“明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