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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2页）

I服了You！（1）

双膝接触地面以支撑身躯，乃直立行走之进化后果。若站不起来，就无所谓跪将下去。对于非直立行走的动物来说，跪下大概只意味着累了，歇歇脚，相当于人之跷二郎腿，非但毫无尊重臣服之意，反而有些轻浮。

如果不是返祖现象的话，下跪这个动作，就是人类从鸟兽那里有样学样而来的。“乌以反哺，托体太阳；羔以跪乳，为贽国卿。禽鸟之微，犹以孝宠”（　蔡邕《　　为陈留太守奏上孝子程末事表　　》）。然而，“上跪天地，下跪父母”由一种象征性的孝行成为中华礼制的一个程序化主流姿势，并非毫无争议。

有异议者相信，下跪以及连带而来的磕头实际是北方少数民族原创，经北方汉人而流入南方。理由是：“南方潮湿，到处是泥，古代又没有什么柏油、水泥可以把地面弄干净，自然条件似乎不适于养成下跪的习惯。南方人见了尊长显贵，无非打个拱手，作个揖，唱个大喏便是。而北人就不一样，纳头便拜。北方地面干燥，拜完起身拍拍膝盖上的灰土，又可以清清爽爽站成一个模样。”

玄武门兵变之后，“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资治通鉴　　》卷第一百九十一　）。为了安抚父亲并表示自己的孝心，李世民把李渊当成“超级奶爸”，据信是对“牛羊跪乳”直接模仿的古鲜卑遗风，元代之后才由中原传入南方。

《　　文山先生全集　　》卷十七说文天祥被解至元大都，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长揖”而不跪，通事（　翻译　）命他跪，文天祥答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

所谓“北跪南揖”，义正辞严的诡辩也，不妨视之为一种以身体的政治正确来保持政治正确的策略。然而许多年以后，跪拜一事终究还是从南北分裂演变为东西对抗，成为另一版本“夷夏之别”的一个重要指针。1793年，为了免向乾隆行三跪九叩这种“野蛮人或异教徒的礼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英使马戛尔尼（　Lord　Macartny　）在清朝官员及乾隆面前以“单膝下跪”还是“双膝下跪”为技术性掩护，重复了一场文天祥式的诡辩。

今之视昔，“单膝下跪”（　get　down　on　one　knee　）和“双膝下跪”（　get　down　on　one’s　knees　），与其说是外交礼仪之争，其实更像一场无聊的文字游戏。

鲁迅先生在讨论翻译问题时，曾以“跪下”是否要译作“跪在膝之上”以及“天河”是否要译作“牛奶路”为例，指出处理该等译文需“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我个人的咀嚼结果是，在一个客体面前采取跪姿，不论礼仪的象征性还是道德之内涵，仅以人体工程学观之，最基本最直观的功能，无非就是使主体在物理高度上显得比客体要低。故不管“北跪南揖”，“单膝下跪”还是“双膝下跪”，功能上都是要让自己显得比对方矮半截。

据《　　事林广记　　》：“凡揖人时，则稍阔其足，其立则稳。揖时须是曲其身，以眼看自己鞋头，威仪方美观。揖时亦须直其膝，不得曲了，当低其头，使手至膝畔，又不得入膝内。揖时须全出手，不得只出一指，谓之鲜礼。揖尊位，则手过膝下，喏毕，以手随时起，叉手于胸前也。”可见“曲身直膝”也好，“曲一膝，曲双膝”抑或“身膝俱曲”也罢，皆是以身体高度上的差异来体现等级、尊卑和权力的秩序，对于施礼者而言，共同的潜台词就是——I服（　伏　）了You！

I服了You！（2）

揖和跪最本质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丰富的互动性及其给主客双方带来的高度快感。被跪方的快感，来自于对下跪姿势予以还原或是保持的决定权。以近来备受争议的麦当劳“下跪”广告为例，卖方的快感得自于以“365天的优惠”之承诺向那个“因错失良机而心痛的下跪猥琐男”下达“平身”命令之权力；下跪方则以运用这一体位而达到某种诉求为乐。“跪求”者，可求助、求命、求财（　请求延长打折期　）、求爱——阿Q在向吴妈提出“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的要求时，不也“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吗？

当然，下跪也可以是一种以柔克刚的要挟——“你若不允，打死我也不站起来”。磕头如捣蒜，虽说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但大不了我出蒜泥，你出白肉，风险是够大，但在“谁把谁吃掉”的意义上，终究还是值了。

第三次是广告

反之，下跪者和被跪者之间的互动若一旦失去默契，下跪行为本身也就随之而丧失了全部的快感和意义。

《　　官场现形记　　》里的清军舰长萧长贵与英军舰长会面之前，因获悉“那位外国来的带兵官是位提督大人”，因而认为“咱们都是按照做属员的礼节去见他。依着规矩，他是军门大人，咱是标下，就应该跪接才是”。熟悉洋务的六合县知县梅仁经反复劝阻无效，遂出言恐吓道：“就算你行你的礼，与我并不相干，但是外国人既不懂得中国礼信，又不会说中国话，你跪在那里，他不喊‘起去’，你还是起来不起来？”这番以“失去互动性”为核心的恐吓结果是：“萧长贵一听这个话，不禁拿手抹着脖子，为难起来。”

想当年，英国公使马戛尔尼为“协议关税、自由贸易”而来，为“单膝下跪”还是“双膝下跪”而辩，最后铩羽而归；两百年后，美国“公使”麦当劳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受惠者身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却反过来虚拟了消费者向它下跪的一幕，广大中国消费者心中，难怪会大有乾隆爷当年“朕心实为不惬”以及“此等无知外夷，不值加以优礼”之同感。不过，我深信麦当劳并无刻意矮化消费者之意之胆（　事实上麦当劳连讨好中国消费者都来不及，嬉皮笑脸的麦当劳大叔，看起来更是不介意随时向顾客下跪　），M记和李奥贝纳只是因愚蠢而不经意地在兽道和人道、“夷夏”及南北之别、消费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我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膝下有黄金”还是“跪下（　就　）有黄金”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摆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一道，进行了一场“过于夸张，生硬搞笑”（　麦当劳道歉语　）的解构。

马克思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一开头便讲：“历史总是重复自己，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则是笑剧。”我们若相信历史真的因全球化而已终结并不再重复，那么也就不会再有悲剧也没有笑剧——第三次又是什么？我认为，历史很可能终结于一部拉康意义上无比“淫荡”的A片，我指的正是麦当劳名为“追债篇”的电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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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回忆录

心中有技，不如身上有技；一技傍身，不如多技压身，港产片里的说法是，周身刀，张张利。出来混，最要紧就是两个字：犀利。

一种技艺，通常不是课本上教的那些常识和通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多几样技艺，走遍天下谁都怕。行走江湖，武功是常识，技艺是暗器。既然学艺，就得从娃娃抓起。我小时候曾于数理化之外学习过数种技艺，主要的一种是拉小提琴，大约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当年习此艺者不独我一人，情形虽不如许多年以后举国上下凡有两只手的都学钢琴，但多少算是一种现象，至少，上海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是1974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仍是既定国策。吾彼时知识虽然不多，身亦未及青年，然而未雨绸缪，学艺为的是一旦上了山或下了乡，根据不成文规定，凡能吹拉弹唱之革命青年，都有机会编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逃避上山下乡不敢，借此或可逃避田间地头的农业劳动，我抓革命，促他生产，得以以比较正常的体位来鼓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些田野工作者，以无比亢奋的大珠小珠落玉盘来鼓励他人更加亢奋地汗滴禾下土。

三年后，上山下乡人亡政息，知识青年考大学成为最新既定国策。在某种意义上，高考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上山下乡，同样都是没有选择，非办不可之事。因此，全上海市（　除专业团体之外　）的琴声戛然而止，学艺立马歇菜。

小提琴之前，我还和同学们同学过另一种更牛×的技艺：防核武器，即“当遭受原子弹或氢弹袭击时如何迅速有效地保护自己及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