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是我的故乡,我们家族几个世纪以来都生活在这里。不过我们属于东海岸,这就有所不同了。海岸那里不能算地地道道的非洲。那是一个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混杂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其实是印度洋人。真正的非洲在我们身后,连绵许多英里的丛林、沙漠把我们和内陆的非洲人分隔开来。我们把目光投向东方——阿拉伯、印度、波斯。我们和这些地方的人做生意,我们的祖先也是从这些地方来的。不过我们不能说自己是阿拉伯人、印度人或波斯人。和这些地方的人比较起来,我们感觉自己是非洲人。
我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我们是一群特殊的人,不同于阿拉伯人和非洲海岸的其他穆斯林。就习俗和生活态度而言,我们更接近于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教徒,我们的祖籍就在那里。到底是什么时候从那里迁过来的,没有人能告诉我。我们不是那种人。我们只是活着,守着本分,沿袭着先人的活法。我们从来不问为什么,从来不记录。在内心深处,我们知道自己的民族很古老,但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测算时间的流逝。我父亲和祖父讲故事的时候都不会说出时间。这并不说明他们忘了,或者搞不清楚。在他们看来,过去就是过去。
记得祖父说过,他曾经把满满一船奴隶当成橡胶来运。他无法告诉我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它只是在他的记忆当中飘来飘去,没有日期,也没有背景。祖父并没有把它作为一桩恶行、恶作剧或玩笑来讲,他只是觉得这是他做过的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不寻常的地方不在于运送奴隶本身,而在于把奴隶当成橡胶。要不是我还记得老人说过这故事,这段往事就永远石沉大海了。后来我看了书,才知道橡胶贸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项大买卖,后来又成了中非的大丑闻。祖父想必是在橡胶成为大买卖的时候了解到“橡胶”这个概念的。这些事实我后来都了解了,祖父却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
非洲有过一阵动荡期,阿拉伯人被扫地出门,欧洲势力迅速扩张,非洲大陆被瓜分殆尽。祖父说的往事是我听到的唯一一个关于那个时期的家族故事。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自己的历史以及印度洋的历史,我都是从欧洲人写的书上了解到的。我可以说我们的阿拉伯人当年曾是伟大的冒险家和作家,我们的水手在地中海张起三角帆,为后来发现美洲大陆做了铺垫;我可以说印度导航员带着达伽马从东非航行到卡利卡特;我也可以说“支票”一词最早的使用者就是我们的波斯商人。之所以能说出这些,是因为我看过欧洲人写的书。但这一切都不在我们自己的知识范围内,也不能引发我们的自豪感。我觉得,如果没有欧洲人,我们的过去会被冲刷掉,就好像镇外沙滩上渔民的足迹。
那片沙滩上有一处围场,墙是用砖砌起来的。在我还小的时候,那里就是废墟了。热带非洲的建筑都不长久,所以围场也算是珍贵的历史遗迹了。贩运奴隶的商队从内陆赶到这儿,把奴隶们悉数关在围场里,等着单桅帆船来带他们漂洋过海。要是你不知道这情况,围场就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摇摇欲坠的四面墙,出现在以沙滩和椰子树为背景的明信片上。
阿拉伯人曾经统治过这地方,后来欧洲人来了,现在欧洲人又打算离开了。但是不管怎么变,人们的举止和思想都没什么改变。岸边渔船的船首仍旧画着象征好运的大眼;渔夫看到游客拍摄他们仍旧会怒气冲冲,几欲杀人,因为他们相信相机会摄走他们的灵魂。人们照旧过着日子,过去和现在之间并无断裂,而过去发生的一切都随风而逝。永远只有现在。这就好比天上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曙光总是一出现又立刻回归黑暗,人们只好一直生活在拂晓。
东海岸的奴隶制和西海岸有所不同。不会有人被贩运到种植园。从东海岸离开的人大多去了阿拉伯人家里当仆人。有的变成了他们服务的家庭的成员。有几个甚至凭一己之力成了有权有势的人。非洲人是森林的孩子,他们走了几百英里路,从内陆出来,远离自己的村子和部落,进入外国人家里,受他们的保护,总比孤零零地落在陌生且有敌意的非洲人中间强。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欧洲国家很早就禁止蓄奴了,贩运奴隶的交易仍未停止。当欧洲人在做一种橡胶生意时,祖父偶尔还会做做另一种“橡胶”生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秘密的奴隶交易在东海岸屡禁不绝,一直到不久以前。奴隶和可以称为奴隶的人都想维持原状。
我们家的大院里,住着两个奴隶家庭,他们已经至少连续三代住在我家了。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事就是让他们离开。这些人的正式身份是仆人,但他们希望别的人——比如其他非洲人、贫穷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知道他们其实是奴隶。这并不说明他们以身为奴隶为荣,他们引以为豪的是他们和名门望族有联系。要是他们觉得你比不上这些人家,他们就会对你很粗鲁。
我还小的时候,老仆人穆斯塔法常带着我沿着旧城区的小巷散步。小巷狭窄幽深,两边的墙刷成白色。穆斯塔法给我洗澡,把我穿得整整齐齐,在我的眼睛周围涂上墨粉,在我的脖子上挂上幸运符。然后,他让我骑在他肩膀上。我是这样散步的:穆斯塔法把我架在肩膀上炫耀着,炫耀着我们家族的价值,炫耀着他在我们家受到的信任。有些孩子故意嘲弄我们,遇到这些孩子,穆斯塔法就把我放下来,怂恿我骂他们,他自己也骂。有时还怂恿我和他们干架。要是我招架不住,可能要受这些孩子的拳打脚踢,他就把我抱起来,重新架到自己肩膀上。然后,我们继续散步。
说了这么多穆斯塔法、阿拉伯、单桅帆船和奴隶,好像我是在讲一个《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不过,当我想起穆斯塔法,甚至当我听到“奴隶”一词时,我想的是我们家那个肮脏的大院子。那里既像学校又像后院:到处都是人,总是有人在扯着嗓子叫;许多衣服晾在绳子上,铺在漂白石上;漂白石的酸味混合着茅坑的臭味,以及角落里用东西围起来的小便处散发的骚味;院子中间的冲洗池里堆着肮脏的瓷碟子和铜盘子;孩子们到处跑来跑去;熏得黑乎乎的厨房里总有人在做饭。我想的是一群吵吵闹闹的女人和孩子,想的是我的姐姐们和她们的家庭,以及女佣们和她们的家庭,两边显然争执不断。我想的是我们屋子里的争吵,以及仆人们比赛似的争吵。小小的院子里挤了太多人。我们不想把那些人都赶到仆人的住处。他们都不是一般的仆人,不可能把他们赶走,我们和他们拴在一起了。
这就是东海岸的情形。奴隶们在不止一个方面反仆为主。住在仆人屋里的人不再是纯粹的非洲人。家里人不肯承认,但他们身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混入了亚洲人的血,有可能混了好多次了。穆斯塔法的血管里就流着印度古吉拉特人的血。梅迪也是,这小伙子后来横贯大陆跑到我身边。不过,这种混血是主人的血混到仆人身上。而在海岸的阿拉伯人中情况恰恰相反,仆人的血淹没了主人的。作为主人的阿拉伯种族其实已经消失了。
阿拉伯人原本是伟大的探险家和战士,他们一度是统治者。他们深入大陆腹地,建造城镇,在森林里种植果树。后来他们的势力被欧洲人打破,他们的城镇和果园一起消失了,被丛林所吞噬。他们不再惦记自己在世上的位置,不再有闯劲。他们忘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们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按着穆斯林的风俗,接二连三地娶老婆。到了后来,他们和阿拉伯半岛的渊源断了,只能娶非洲女人,而在以前,非洲女人只能做他们的仆人。所以,没过多久,阿拉伯人和自称阿拉伯人的人同非洲人就难以区分了。他们对自己原来的文明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还看《古兰经》,还遵守《古兰经》上的律法,还穿着特定样式的衣服,戴特定样式的帽子,蓄着特定样式的胡须,仅此而已。他们不知道祖先在非洲都做过什么。他们只是沿袭着权威的习惯,却没有与之相应的精力和教育。阿拉伯人的权威在我小的时候还真真切切,到后来就退化成单纯的习俗,一阵风就能把它吹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我为阿拉伯人担忧,也为我们自己担忧。因为就权势而言,阿拉伯人和我们差不多。我们都生活在大陆边缘,都是生活在欧洲国旗之下的小群体。小时候我在家里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讨论我们自己以及海岸的未来。大家似乎觉得一切都会延续下去,结婚照旧得门当户对;生意和贸易会继续开展,非洲对我们来说同以前一样。
我的姐姐们是按照传统方式结婚的。大家觉得我到了时候也会结婚,把家族的香火传下去。不过,当我还是一个在上学的小孩时,我就觉得我们的生活方式过时了,快到头了。
一些小事物能够启发我们新的思维方式。给我启发的是本地的邮票。英国执政当局发行了很多漂亮的邮票,上面画的都是本地的风土人情。其中有一张邮票叫作“阿拉伯独桅帆船”。这些邮票里好像有一个外国人的声音:“这地方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东西。”要不是看过独桅帆船的邮票,我会对这种船习以为常。由于这些邮票,我开始注意它们,每次看到它们被拴在码头,我都会觉得那是这一带特有的东西,有些古怪,外国人看了会评论,而且不太现代,绝对不像停泊在现代码头的那些大客轮和货船。
所以我很早就养成了观察的习惯。我尽量从熟悉的情景中跳脱出来,从一定距离之外打量它。正是由于这种观察习惯,我发现我们这个群体已经落伍了。从此我就有了一种不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