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了下午两点,在晴朗的日子里,这种时候待在露天的地方会被晒伤。我和耶苇特都没有吃东西——只喝了些撑肚子的啤酒。我建议找个凉快的地方吃点儿东西,她没有反对。
码头附近的柏油地面踩上去有些发软。烈日下楼房的阴影退缩到了墙根。码头这里的楼房都是殖民时代的建筑,看起来很坚实——涂成赭红色的石墙,绿色的百叶窗,高高的铁条窗户,漆成绿色的波纹铁皮屋顶。汽船办公室的门紧锁着,门口挂了块破破烂烂的黑板,上面写着开船的日期。值班的官员已经走了,码头大门附近的人也走光了。残破的花岗石纪念碑周围的集市正在散场。凤凰树才长出毛茸茸的嫩叶,根本不能遮阴,阳光直直地穿过树冠射下来。地上有些地方长着草,形成圆圆的小土丘,没长草的地方全踩成了灰土,垃圾和动物屎尿到处都是,底部沾了细细的尘土,似乎正在自己卷起来,将要从地表剥落。
我们没有去马赫什的汉堡王。我不想自找麻烦——舒芭一直都不喜欢耶苇特和因达尔的交往。我们去了蒂弗里。蒂弗里和汉堡王相隔不太远,我真希望马赫什的男仆伊尔德丰斯不会乱说。但这不太可能,现在正是他无所事事的时候。
蒂弗里是一处新的或者说新潮的地方,是在持续的繁荣期间发展起来的。店主一家独立前在首都开饭店,后来到欧洲待了几年,最近又跑回这里碰运气。这店是他们的一项大投资——不惜血本,该添置的东西一样不缺,我看他们确实是在赌运气。不过我并不了解欧洲人和他们开饭店的习惯。蒂弗里主要面向我们这里的欧洲顾客。它是家族式饭店,服务对象是签了短期合同来本地区工作的那些人,他们在这里从事各种政府建设项目——领地、飞机场、自来水系统、水电站等等。蒂弗里的氛围是欧式的,非洲人不来光顾。和马赫什的汉堡王不同,这里没有那些戴着金表、口袋里插着金笔的官员。在蒂弗里,你不会有那种紧张情绪。
不过,在这里你也不会忘记你身处何地。墙上挂着的总统像约有三英尺高。穿着非洲服装的总统像现在越印越大,质量越来越精良(听说是在欧洲印刷的)。如果你知道他身上的豹皮和手杖上雕刻的含义,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我们都成了他的人民。即使在蒂弗里,周围的环境仍提醒我们:我们在各方面都依靠他。
通常情况下,店里的伙计——或者说侍者公民——都很客气,对你笑脸相迎,而且手脚麻利。但我们去的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平时店主高大的胖儿子总站在柜台后面的咖啡机旁边,照看着这里的一切,但此刻他可能在午休;他家里的其他人也不在场,侍者们懒洋洋地四处站着。他们身上穿着蓝色的侍者夹克,看上去怪怪的,让人想起外星人。他们并不粗鲁,只是心不在焉,好像弄丢了自己的角色。
不过空调还不错,从外边耀眼的阳光和潮湿的空气中走进来,清凉干爽的感觉扑面而来。耶苇特的烦恼有所减退,恢复了精神。有一个侍者注意到了我们俩,送来了一壶葡萄牙产的葡萄酒。酒冰冻过,后来解了冻。他还给我们送上苏格兰熏鲑鱼吐司,用两个木盘子盛着。什么都是进口的,什么都很昂贵。熏鲑鱼吐司事实上是蒂弗里饭店最普通的菜。
我问耶苇特:“因达尔有点儿爱演。情况是不是真的那么糟糕?”
“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没有说他怎么兑现旅行支票的事呢。”
耶苇特背对着墙坐着,摆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小姿势——就像雷蒙德:手掌抵住桌子边缘,头略略向右倾。
隔着两张桌子,有一个五口之家在用餐,快吃完了,一家人在大声说话。很普通的人,在蒂弗里经常能看到的那种。不过耶苇特似乎有些不快,不只是不快,她突然显得有些愤怒。
她说:“你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但我看得出来。”
她那张露出愠色的脸上仍有一丝笑意。她把小小的咖啡杯举到嘴边,眼睛半斜半眯,显得颇为端庄。这一家人哪里惹到她了?是不是她判断出他们来自于某个让她不快的地区?还是那男人从事的工作,他们说的语言,他们的高嗓门,或者是他们的举止?她要是见到夜总会的那些人会怎么说呢?
我问:“你以前认识因达尔吗?”
“我是在这儿认识他的。”她把杯子放下。她斜着眼睛打量着杯子,随后,仿佛做出了什么决定一样,看着我说:“你在这儿过着你的生活。突然闯进来一个陌生人。他是个累赘。你不需要他。但久而久之,对这累赘你也就习以为常了。”
除了家人,和我打交道的女人不多,而且都是特殊身份的女人。我从来没有交往过耶苇特这样的女人,从来没有像这样和女人在一起谈话,也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愠怒和成见。从她刚说的话里我能看出一种诚实和大胆,对像我这样背景的人来说,这种诚实和大胆有点可怕,但正因如此,它也让我着迷。
她和因达尔之间似乎有雷蒙德这个共同的熟人,但我不愿意我和她之间老是有因达尔这个共同的熟人。我换了个话题:“那天晚上去你家里,那感觉真是美妙得无法形容。我一直记得你当时穿的短衫,想再次看到穿着那件短衫的你,那黑色的丝绸,那裁剪样式,还有那上面的刺绣。”
看来这个话题再好不过。她回答说:“没有机会穿啊。不过我向你保证,它还在。”
“我想它不是印度的样式,那裁剪和手工都是欧式的。”
“是在哥本哈根买的。是玛吉特·勃兰特牌的。雷蒙德到哥本哈根开会时买的。”
出了蒂弗里的大门,即将走入热带的强光和炽热之中,我们都顿了一下。这有点儿像在雨天——走进雨中之前,总要这么停顿一下。她像刚刚想到一样对我说:“你明天要不要到我们家来吃饭?我们要招待一个讲师,雷蒙德现在觉得这种应酬很伤脑筋。”
汽船大概已经开出了十五英里,可能在丛林中穿行,可能过了第一个丛林定居点。丛林定居点的人可能一大早就在岸边等着了——虽然小镇并不远。汽船到来之前,那里肯定也像赶集一样热闹。汽船一到,男孩子们就跳下独木舟,游到前进的汽船和驳船边,希望引起乘客的注意。卖货的独木舟此时也从停泊处撑出来,上面装着菠萝和做工粗糙的椅子和凳子(河上旅行时用的一次性家具,是本地区特产)。这些独木舟一串串系在汽船边上,被汽船拖出好几英里。一阵喧嚣过后,这些人默默地划着独木舟,一连数小时逆流而上,从下午划到黄昏,从黄昏划到夜里。
耶苇特把午饭取消了,但没有通知我。穿着白夹克的仆人把我领进一间房子,里面没有接待客人的迹象,也不同于我记忆中的模样。非洲坐垫还在地板上,但那天晚上搬走的罩着套子的椅子(耶苇特说是塞进一间卧室了)又被搬了出来——带流苏的合成天鹅绒,是领地随处可见的那种“古铜”色。
领地的建筑都是仓促建成的,被灯光掩盖住的缺陷在正午的阳光下都暴露了出来。墙上的石灰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裂缝,有一处地方,裂缝沿着空心土坯砖的阶状结构延伸开来。窗户和门都没有做框缘,也没有木头镶边,看起来就像从墙上挖出来的不齐整的洞。天花板好像是用某种压缩过的硬纸板铺的,很多地方鼓了出来。两个空调都没开,有一个在漏水,水沿着墙面往下滴。窗户开着,外边没有屋檐遮挡,也没有树木,只有一片平地。屋子里光线非常强,让人感觉不是在室内。就是这间屋子,还有电唱机里播放的音乐,曾经给过我多少幻想!而如今,电唱机紧挨着书架,靠在墙边,在耀眼的光线之下,能看到它的有机玻璃盖子已经发黄发黑,蒙上了灰尘。
看到耶苇特每天居住的是这样的房子,再想想雷蒙德在这个国家的地位,我觉得我这次来访就像是对耶苇特来了次突然袭击。我看到了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平凡,了解到她在领地生活的不安和不满。而在此之前,她的生活在我眼中多么有魅力!我突然间害怕和她搅和到一起,害怕卷入她的生活。我的幻想破灭了,这让我感到吃惊,但吃惊之余也觉得释然。但这些感觉没有维持多久,等到她进来,一切都化作乌有。和往常一样,此刻让我吃惊的是她本人。
看到我来了,她没表示出多少歉意,反倒觉得很有趣。她把邀请我的事情给忘了,不过她知道似乎有午餐这么一回事。午餐的计划一变再变,到最后地点改到了学院的教职工活动室。她转身去给我做南非式炒鸡蛋。仆人进来了,把桌子上的一些收据拿开,铺上桌布。桌子是椭圆形的,黑色,擦得很亮。“你在这儿过着你的生活。突然闯进来一个陌生人。他是个累赘。”
我在书架上层看到因达尔那天晚上拿给我看的书。作者在书里提到雷蒙德和耶苇特曾经在首都盛情款待过他,我记得耶苇特对她和雷蒙德的名字出现在书上很是在意。现在光线明亮,房间的样子变了,这书看起来也不一样了。这些藏书的封面都有些褪色。我抽出其中一本,看到雷蒙德的签名和日期:一九三七年。表明所有权。也可能是在陈述志向,表明对自己前途的信心。这本书看上去很陈旧,书页边缘已然泛黄,书脊上的红色字母几乎褪成了白色。它只是一本失去了生气的书,一件历史遗物。我抽出另一本书,看起来还比较新,上面有耶苇特的签名,还是她出嫁前的名字。用的是大陆常用的那种漂亮字体,名字的首字母Y写得很花哨。这签名透露的信息和二十三年前雷蒙德的签名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