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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直到前天星期六，她才得了个喜讯“下周可以来了！”

今天刚星期一，而且早上刚八点，她就迈进了大门。

母亲躬着腰，小心地提着一个土气得要命的蜡染白花蓝布包，喘喘地爬着五十多级台阶。几个坐在院坝边石栏上的看守，边聊天边斜眼看着往上爬来的她。他们觉得这个爱跑的老太婆实在难缠，竟然这么早就来了。

母亲爬完石阶，看守们看出小布袋里不过是十来个鸡蛋，可细脖子上的苍老麻脸上，却郑重得好象捧来了天鹅蛋。

按说现在不是探监时间，但当官的不在＇还没起床＇，又是已辛苦跑了约一个月的、快六十岁的老太婆了，大家迟疑地交换着目光，一个青壮年看守毅然进办公室拿出了一大串钥匙，嘘着口哨向院子深处走去。母亲想跟上他，一支“三八”枪把她拦住，指示她到檐坎上的大堂屋里去等着，那儿靠墙摆着两根长凳，是供看守们休息兼给犯人家属来探监用的。

黄成出来了，母亲没想到儿子是这样的苍白，真成了个坐大牢的样子。她脱口而出：“这么瘦！”想摸摸孩子的脸。

黄成赶尽岔开话头：“可能都要出来了，你来干啥？”从刚上初中起，他就再不愿母亲把他当成孩子。

母子二人竟然无话可说。终于见到久别了半年多的儿子，且周身完好，母亲悲凉中有了一丝满足。大难中见到母亲，黄成胸中意外地涌起一股温暖的安全感，但对这种久违的孩提情绪他感到颇尴尬，便努力地将它扼杀在心底，做出神情呆滞的样子。

看守们在一旁边聊天边冷眼监视着母子俩，一个看守对母子二人的冷场不耐烦了：“有啥子话就快点说，没事就回去了。”

母亲忙对儿子说；“不晓得你缺啥子，没敢随便带东西来。你看你要些啥子，我马上回去给你拿。这是生鸡蛋，每早晨生的打来喝是补人的。”

黄成哭笑不得：生鸡蛋！他压住怒火，简短地说：“买三斤馒头，带一套衣裳来。”

“有洗的没有嘛，我带回去。”

“没得，我就这一身。”

“咋个衣服都不多带一件来哟，没让你带？”

“给你说就这一身，扯那些干啥！”

“那我一会儿就给你拿来。”

“别来了！”有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大肚汉侧目吼她，“一礼拜只准来一趟，下午五点来，早了晚了都不行。”他吼完了，又不满地嘟囔：“今天就够便宜你了。”

母亲转向大个子，仰头卑怯地笑：“我这是头一回不懂就算了嘛。等会儿我不来，下午五点钟来就是。”

没人理采她，她凝结着卑恭的笑等待着，过了好一会儿也没得着答复。她失望地低下头，仍笑着，看着大个子那踱来踱去的脚步，颓然地出了神。

一位三十几岁的看守见她愁苦地发了呆，发了慈悲；“你明天来吧，下午五点。”

“要得。”母亲连忙接话，“那我明天一定等下午五点钟才来。”她大声说，观察着大个子没表异议的脸色，暗地里高兴地舒了口气。

临走时，母亲终于鼓起勇气开导儿子：“脾气改得了哟，人家的事不要捡些来背起。‘泥菩萨过河’，火炭都落到脚背上了，该改的就要改。”

“我晓得！你走吧。”儿子又烦了。

腆肚大汉停下了得意的来回闲踱，睥睨着黄成：“晓得？晓得会有今天？你妈管不了你，只有青冈棒儿才管得了你。不听老人言，你等着吧。”

连儿子也不把她放在眼里的穷困卑微的母亲，居然得到了一次强大势力的意外支持，她感激地想说点讨好大个子的话，但不知该说什么。

确实没人把母亲放在眼里，连地富反坏右和没被解放的当权派，似乎也比她有社会价值些。那些人至少还可以当当阶级斗争的对象，做做反面教员，作作干奴隶活的牛马。而她这样的人，贫民中的最下层，完全是社会上的多余者，从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确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无产阶级*，只是为了生存在社会上艰难而悄悄地生存着。

母亲小时患过天花，脸上留下了些麻点，三十多岁了，才嫁了个躲日本人跑到四川来的下江人。听说那下江人在重庆被日本飞机炸飞了随身带的金条和右手臂，成了乞丐后，才讨饭到这日本飞机瞧不上的小城来的。他差点病冻死在她父母开的茶馆附近，她父母将他收留，给他治病，积了个德，也捡了个上门女婿。

老两口高兴地抱玩了一年多的胖外孙，便相继放心地伸腿去了。不料独左臂人难于提壶抹桌，老人多年租房开的小茶馆随即关门，孩子也在那时染疾短了命。其时正值全国欢庆抗战胜利，下江人突然失踪，想必是回浙江又当他的小老板去了，甩下了丑老婆和丑老婆肚中的黄成，据说他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又有了儿子。

命中注定是专来世上受用不幸的女人，将铺面房退租，并学打草鞋，用泡咸菜下稀饭或苞谷糊糊的办法，没让小宝贝尝过饿肚子的滋味。有时稍有点余钱，她还用肉票去肉铺里买堆骨头回来，费劲地将它们砍破，熬点骨油汤，每顿一点点，尽量让心肝宝贝不断荤。

儿子一年年地长大，她又痛苦又骄傲。黄成从十二岁起就不愿同她一块在街上走，近几年更成了一家之主，命令她这样那样，常为芝麻大的事火冒三丈。但儿子身高力壮、漂亮，念书不费劲，象他爹，读起砖头厚的书来象喝凉水似的。

儿子出去大串联，上外县打仗，她自豪，也为草鞋机木架子上减了大半油盐柴米的压力而轻松了许多。一个不及一把椅子复杂的草鞋机＇它也配叫“机”？＇，要养活两张大嘴，确实也太为难它了。只是儿子下乡当农民去了这事，至今她一想起就心悸：自己千辛万苦养大的孩子，还念了十多年书，不仅没考成大学当上国家干部＇那就是官了＇，反猛地一下成了农民，自己老了靠谁养活去？

说来无人相信，尽管从小就怕孩子们喊“麻子”，但黄成从不觉得母亲难看，只是上中学后，才慢慢觉得母亲有点土气和不太整洁。母亲头上常有灰尘草末，手工自缝的“向右看齐”大衫宽大过膝，不仅春夏秋冬适用，还巴上补巴………据她说这样更暖和结实。她常年躬身在心爱的草鞋机上，和那被她磨得发亮的简单木架子溶为一体，手指灵巧快速地舞弄着谷草或竹麻，搞得草屑飞扬。她最令黄成讨厌的是什么都不懂还管得宽，婆婆妈妈地好象黄成永远是个小孩。

黄成常仇恨般地气愤母亲的愚昧。

上小学时，学校里最风光的小家伙就是他………人人瞩目全校皆知的“九根毛”，因他那光溜溜的圆脑袋上，头顶正中留着一撮冲天的黑发。那撮黑发实在太响亮醒目，在它的庇佑下，每当黄成受同学欺负时，都不必反抗了，因为输了是输，暂时赢了最终也会输，看热闹的观众决不会容忍他这个“怪头”占上风，爱美的女同学们也只会为*丑类的英雄喝采，最后的一幕，总是以他让人揪住“九根毛”，流泪负痛转上几圈或走上好远而告终。

女教师们，尤其是年轻的，见了他也常蹙眉，做出头晕的样子。有的甚至扬言要：“连脑壳一块给你剪掉！”说时还对他伸来两个叉开的手指，弄得他连课间上厕所也要先看看路上有没有她们。有天早晨，班主任似乎是破天荒地穿了条花裙子，光*人地走进教室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黄成撵回家，要他回去“放假”一天，甚至叫同学们把他位于最后一排的桌凳也搬走了，因为那天县文教局的人要来听课。黄成伤心透了，其实，他还觉得班主任在全校女老师中，是最漂亮的。

母亲以上帝般的大智慧向他宣告：他与其他孩子不一样，长大了要当校长那么大的官，头发剪了不仅当不成官，还长不大。

他抗议，说他不长大，长大了也不当校长，要当解放军，用机关枪把学校的女老师们“嘟嘟嘟”地全打死。母亲说那可不行。不行？不行就当军长！母亲惊喜地同意了。不料他立即又要当校长，要把女老师们通通开除！母亲觉得不妥，说开除不了，只能叫她们改，他却执意要从严，并大发脾气，向母亲大喊大叫，跺脚。

快十岁时，学校来了个年轻的女老师，并当上了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不久，学校搞大扫除，辅导员和黄成他们这个班的同学们一块拔草。她边拔草边和黄成聊天，夸黄成拔得好，使黄成干得满头大汗。大扫除结束现场总结时，辅导员把黄成表扬了一番?